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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1525一1582)
 明朝文臣,因其‮大巨‬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庆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城里每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面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张居正也应其‮大巨‬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风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张居正(1525一1582),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1525),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今属湖北)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名“自圭”希望他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四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央中‬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工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败腐‬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庆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民人‬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在政治的风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坊右渝德,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玉朱载垕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玉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他以裕王旧臣的‮份身‬,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土。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手”了。 

 “摄夷蛮,锄当路芝兰”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踌躇满志。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两江震骇”东南倭寇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篙倒台后,徐防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沼,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已,后发生嫌隙。高措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个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遂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比吉和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祟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双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后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以心奉尘刹,不求自身利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富,公室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百姓因此才饥寒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并受到广泛的。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试考‬,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定安‬,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花费上,也是锱株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神宗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民人‬,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末,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央中‬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产,不利于社会的‮定安‬。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民人‬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民人‬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民人‬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至万历七年(1579)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 

 张居正于国事以继地奔忙,连十九年末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五十七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撤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杀自‬的‮杀自‬,放的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竞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

 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大学士张居正因为才能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公元1572年,

 穆宗死去,太子朱翊钧即位,就是明神宗。穆宗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

 明神宗即位后不久,张居正成了首辅。张居正根据穆宗的嘱托,真的像老师教学生一

 样,辅导年才十岁的明神宗。他编了一本有图有文的历史故事书,叫做《帝鉴图说》,每天

 给神宗讲解。神宗看到这本书很高兴,兴致地听张居正讲解。有一次,张居正讲完汉文

 帝在细柳劳军的故事,就说:“陛下应当注意武备。现在太平日子长了,武备越来越松弛,

 不能不及时注意啊!”明神宗连忙点头称是。

 又有一次,张居正讲完宋仁宗不喜欢用珠玉装饰的故事。明神宗就说:“对呀,做君王

 的应该把贤臣当作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呢?”

 张居正见十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很高兴地说:“贤明的君主重视粮食,轻视珠

 玉。因为百姓靠粮食生活,珠玉这类东西饿了不能充饥,冷了不能御寒啊。”

 张居正对神宗教育十分严格,神宗把张居正当作严师看待,既尊敬,又惧怕。再加上太

 后和宦官冯保的支持,朝政大事几乎全部由张居正作主。

 张居正是明朝的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他掌握实权以后,就大刀阔斧地在军事、政治、经

 济几方面着实作了一番整顿。

 那个时候,沿海的倭寇虽然已经解决,但北方的鞑靼贵族还不时侵入内地,成为明王朝

 的很大威胁。张居正把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在今河北北部),戚继光从山

 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上修筑了三千多座堡垒。戚家军号令严明,武器良,多次击败鞑靼的

 进攻。鞑靼首领俺答表示愿意和好,要求通商。张居正奏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一面和

 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以后二三十年明朝和鞑靼之间就长期没有

 发生战争。北方各族‮民人‬的生活也‮定安‬多了。

 当时,黄河年久失修,河水常常泛滥,大批农田被淹,影响农业和运输。张居正任命专

 治水利的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季驯修筑堤防,堵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运输通

 畅,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原来,由于朝政‮败腐‬,大地主兼并土地,逃避税收,一些豪强地主越来越富,国库却越

 来越穷。张居正下令丈量土地,经过清查,查出了一批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

 这一来,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国家的收入也增加了。

 在丈量土地之后,张居正又把当时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折合银两征收,称

 为“一条鞭法”经过这种税收改革,防止了一些官吏的营私舞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

 多少减轻一点农民的负担。

 张居正花了十年努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十分‮败腐‬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国家的粮

 仓存粮充足,足够支用十年。但是这些改革自然触犯了一些豪门贵族的利益。他们表面不得

 不服从,背地里对张居正恨之入骨。

 在张居正执政的第五年,他的年老的父亲死在江陵老家,按照封建的礼法,他必须离职

 守孝三年。但是张居正怕他一离开,正在进行的改革受到影响。在明神宗和一些大臣的挽留

 下,他让他儿子奔丧,自己留在京城任职。这一来,就有不少人抓住张居正父死不奔丧的

 事,大做文章,纷纷向明神宗上书弹劾,有人甚至在大街揭贴告白攻击张居正,闹得满城风

 雨。后来,明神宗不得不下令,再反对张居正留任的一律处死,攻击才平息下来。

 张居正的权实在太集中了,明神宗渐渐长大起来,反而闲得没事干,就有一批亲近的太

 监在内宫用各种办法给他取乐。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无缘无故把两个小太监打得半死。

 这件事让太后知道了,马上把明神宗找来,狠狠地责备一顿,还叫左右拿《汉书-霍光传》

 叫神宗读。西汉霍光辅政的时候,不是有个昌邑王刘贺即位后,被太后和霍光废掉皇位吗?

 现在的张居正的地位就像当年的霍光一样,神宗想到这里,吓得浑身哆嗦,跪在太后面前求

 饶。

 后来,张居正作主,把一些引神宗胡闹的太监全部赶走,太后还让张居正代神宗起草

 了罪己诏(皇帝责备自己的诏书)。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明神宗对张居正,已经从惧怕

 发展到怀恨了。

 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自执政。原来对张居正不满的大臣纷纷攻击张

 居正专横跋扈。第二年明神宗竟把张居正的官爵全部撤掉:后来还派人查抄了张居正的家。

 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大儿子被拷打后‮杀自‬。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

 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 N6zW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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