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先生有一枚闲章，“东西南北，只有相随无别离”加盖在五代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上。如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这幅名画，正是当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带出故宫
入民间的那幅价值连成的稀世珍宝。张大千用准备购房的五百两黄金，挽救的代表一个时代艺术巅峰的名画，恰是南唐后主李煜柔弱内心的一次豪放，不经意间成就的中国艺术史上一段传奇。李煜做梦也没想到帝位这块烫手的“山芋”会
差
错地因哥哥李璟的谢世落到他的书桌上。本来安静的书桌权利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学的力量显得严重不足。能够写出《虞美人》那样哀婉凄绝名篇的作家，柔弱内心哪里还保存得住腥血杀戮的“豪放”？对父兄基业的忠诚捍卫和对文学事业的虔诚追求，萌发了对时任南唐高官韩熙载忠贞的质疑。政治高手韩熙载铺张奢华的夜宴带有浓厚的“韬晦”
质，宫廷画家顾宏中、周文矩暗地里描摹韩府的“夜宴”再现，谁能想到竟是
到李煜手中的一份有关韩府的情况汇报。《韩熙载夜宴图》能传千载，想来并非李煜本人的初衷，就连他自己词作的突飞猛进，也是在被大宋朝灭了南唐，自己作了亡国之君的时候。末代皇帝溥仪把《韩熙载夜宴图》带出故宫，准备在东北做日本人的傀儡皇帝时，作为镇国之宝。谁知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日本人自身都难以自保，溥仪的皇帝梦很快就灰飞烟灭，带在身边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逐入民间。抗战胜利后，张大千得知《韩熙载夜宴图》的下落，花巨资阻止国宝的遗失，也算是画家张大千先生对民族瑰宝的保护所尽的一份绵薄之力。在这一点上，同为九五至尊的宋徽宗赵佶跟南唐后主李煜确有一比。宋徽宗的“瘦金体”为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题写落款“清明上河图”这样赵佶就成了这幅名画的第一位收藏者。在失了江山之后，被侵入中原的金统治者押往东北的路上，听到大宋的珠宝被掠无动于衷，听到书画被抢才大放悲声，可见书画在赵佶柔弱的心中占据的位置有多重。金统治者给他穿上孝服拜金世祖阿骨打家庙，金将强行霸占了他的爱妃婉容，真是“国仇家恨蓄心底，热血凝碧到笔端”宋徽宗赵佶在“生不如死”的精神煎熬中，潜心研究“苏黄”的书法，终于成就了书界独树一帜的“瘦金体”名列书界大家之列。假使宋神宗没有遭遇精神摧残，很可能中国书法史上就在也找不到“瘦金体”！如果李煜不作亡国之君，怎会发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哀叹？司马迁《报任安书》：“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
秋》；屈原放逐，乃赋《离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写给好友任安的这封信，是想现身说法人在厄运面前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皇帝刘禅作了阶下囚，遭了厄运之后，就彻底颠覆了太史公的这一论断。既没有
发出对故国的情感而赋诗，也没有把仇恨凝于笔端而习书。当晋朝的皇帝册封刘禅为“安乐公”蜀人皆垂泪，唯刘禅嬉笑自若，问他可曾想起自己的国家？刘禅的回答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此间乐，不思蜀也”！看来内心的柔弱并不是成就艺术大师的源泉，同为亡国之君也不都是艺术家，对权力驾驭的渴望却是导致豪放夭折的根本原因。人有时候就是为常识所困，以为选择就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
泽东当年赴重庆谈判，在国统区大报上发表词作《沁园？雪》，国民
几位元老级人物读后为之瞠目，被泽东词中意境瑰丽和用典的奇绝所折服。泽东的书法，在中国书坛已有定评。泽东在诗书方面的造诣，即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更是无人出其左右。“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
大雕。”泽东历数的中国历代领导人中，都是具有可圈可点的丰功伟绩的一代明君。按泽东的标准衡量，仅仅把国家治理好还不够，还要有诗人的浪漫情怀和政治家的宽广
襟。就一个人来讲，柔弱与豪放并不能截然分开，很可能就非常巧妙的聚合在一起，哪一方面占的比重较大，要看历史给他布置的舞台和所扮演角色的安排。由此可见，不管柔弱还是豪放的内心，都是时代在一个人内心外化的结果。正像恩格斯所说，一个人在选择世界之前，早被世界所选择。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人有充分选择的机会，任何权利意志都不能左右个人的选择。也许，这正是人们内心深处追求的终极。不管你是政治家、艺术家还是平民百姓，精神都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 Ｎ6ｚＷw.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