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7月，日本再次派遣舰队抵达朝鲜，为迫使朝鲜府政立即开放釜山港和保证日本人在朝鲜扩大贸易，强行
迫朝鲜府政签订条约。大清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授意其幕友，起草了一份致朝鲜执政李裕元的书信，信中说：“西洋英美诸国专务通商，地球以内几无不到，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希望李裕元注意“操纵机括”于是朝
缔结了所谓《朝修好条规附录》和《朝贸易规则》。由于朝鲜代表昧于国际法，他们所关心的仅是诸如日本公使久驻汉城、使进京路线与开放口岸、日本侨民活动范围等政治问题，而对通商贸易问题很少注意，甚至对关税、金融货币等重要经济条款，从未认真进行过讨论。根据这两个条约的规定，日本商人在朝鲜通商口岸除
纳为数不多的船税外，一切商品可以免纳关税（输出输入税），币可以在通商口岸自由流通，朝币可以由日本人随意带回日本。这就意味着，从此，日本商人可以把资本主义商品无限制地输入到朝鲜，可以用
币随意掠夺朝鲜的财富。另外，日本人还把低值的朝鲜货币大量带回国内，用作日本货币的原料，从而使朝鲜经济陷入混乱和破产的境地。关税自主是近代国家立独的重要保证，在近代历史上，国家间缔结通商协定不规定关税者是朝鲜仅有的事例。无关税贸易不久就成为朝
两围争执的焦点之一。朝鲜府政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采取补救措施。1878年8月，朝鲜府政决定在釜山以北的豆
镇设关，对进入内地的日本商品征税，并拟定《定税册子》。这引起与日本的正面冲突。同年11月和次年3月，日本府政派代理公使花房义质两度率军舰抵釜山示威，强行要求中止征锐和赔偿“损失”日本驻釜山管理官与
舰“凤翔”号舰长凶相毕
，公然持剑刺伤朝鲜东莱府使尹致和与办察官昔运。日本代理公使花房义质带领军舰，继续对朝鲜海岸进行详细测量和侦察，自行选定通商口岸。朝鲜府政曾暂定咸镜道的北青和全罗道的珍岛为通商口岸，但遭到日本拒绝。日本人选定的是，永兴湾的元山和作为首都门户的济物浦（仁川）。这两个港口不单在经济上，而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十分有利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因此，他们硬要朝鲜府政开放这两个港口。
对此，朝鲜民人坚决表示反对，并进行了斗争。这—时期，接连不断地发生了群众向日本驻朝公使和公使馆投掷石头的事件。在民人群众的压力下，封建府政一度也想拒绝日本的要求，但结果还是屈服了。1879年5月闵氏府政首先开放了东海岸的元山港，1880年，仁川亦被开放。
这样，以江华条约为转折点，在日本资本主义的
迫下，闭关自守的朝鲜终于开放了门户，封建统治阶级想把封建朝鲜与世隔绝的
梦，也化为泡影了。从此，朝鲜使由封建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客观地讲，闵氏府政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既是主观上向外部寻求支持，在内部抑制政敌的需要，又是客观上屈服于日本侵略势力和宗主国清王朝外
压力的结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做法在策略上并无不可，在历史上也多先例。但当时的朝鲜李朝，无论在军力、经济力还是在统治集团的对外认识上，都不具备主体开放的条件。结果，闵妃一派无异于开门揖盗，使日本获得了包括开埠通商、建立居留地(租界)、领事裁判、商品免税、测绘朝鲜沿海等一系列特权，并为尔后日本侵略势力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方便。
如果说大院君的锁国政策是消极愚昧的保守主义，那么闵氏政权的非主体
的开国政策则是屈服于侵略者压力的妥协主义。保守主义造成国民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强化了妄自尊大的文化心态，妥协主义则拱手送出了国家主权和挫伤了民族尊严，两者都不利于朝鲜社会的正常进步与发展。随着《江华岛条约》的签订，朝鲜半岛
益成为西方与东亚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场所。在西方列强中，国美成了最早进入朝鲜半岛，迫使这个东方古老王国向西方世界敞开大门的国家。19世纪70一80年代，国美的远东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坚定地退出与欧洲列强的联合，转向和日本合作和支持日本。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国美当政者认为日本握有开启东方的钥匙。
《江华岛条约》极大地刺
了国美对朝鲜的
望和野心，国美
府政向日本府政对《江华岛条约》的缔结表示祝贺，之后立刻作出反应，希望以日本为媒介，接近朝鲜。而日本则以其在朝鲜取得的特权为筹码，要求国美修改它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1878年国美 府政任命海军提督R．w薛斐尔到远东执行“特别商务使命”同年12月，薛斐尔率舰离开国美。薛斐尔当时是有海军准将军衔的国美著名将领，和狂热的对外扩张主义者，幻想着成为“隐土王国”朝鲜的叩关者，而被载入史册。
他认为海军实际上是商业的开拓者，国美商人需要经常得在旗舰和
抱的保护下，对付“野蛮种族”正是由于他强烈地鼓吹，利用海军推进国美同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国和朝鲜的贸易，才被选中执行这一特殊使命。同时，因为朝鲜的战略位置，谁侵入她的领土，谁就对中华帝国拥有一个开放的门户，也是对列强们大巨的
惑。薛斐尔抵达日本长崎后，由于当时日本代理公使花房义质，正与朝鲜府政谈判元山、仁川开港问题，日本府政以直接出面斡旋，对正进行的谈判多有障碍为理，拒绝充任国美进入朝鲜的向导，但是答应让日本驻釜山领事为薛斐尔周旋。
当薛斐尔到达釜山后，釜山府使拒绝接受国美书函，薛斐尔无奈重返日本。通过其他渠道仍无所得之后，薛斐尔开始怀疑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并对日本的真诚发生了怀疑。
薛斐尔随即走访了中国驻长崎领事馆，要求清府政协助。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打破
美勾结共谋朝鲜的态势，牵制日本在朝鲜的扩张，遂致函邀薛斐尔访问天津。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曾经一直梦想着“联东方形势”但是1874年日本武装侵略湾台事件，1876年《江华岛条约》事件，1879年日本将中国藩属琉球改为冲绳县事件，使李鸿章看到了日本的野心，认为来自东方的侵略远较西方的侵略更为可怖。因为西方国家这时的兴趣与野心，并不象日本那样集中于领土的侵略。
此时，清王朝的对朝方略，在自利主义支配下，由“息事宁人”演变为“以夷制夷”即劝说朝鲜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以欧美列强牵制日本，达到既不使日本独
，又把朝鲜问题国际化，使朝鲜作为保护清王朝的战略缓冲区。自1879年起，李鸿章就不断密函朝鲜统治层中的有势力人物，劝说他们接受“以夷制夷”之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与薛斐尔在天津会见。最后，李鸿章答应派信使带一封相当起作用的信，帮薛斐尔进入朝鲜。但是由于当时国美 府政仍坚持通过日本与朝鲜定约，薛斐尔不得不返回国美，准备说服府政改换渠道。
就在薛斐尔离开远东返回国美前后，李朝府政的外
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到了1880年10月初的时候，已经决定与国美订约。迫使朝鲜转变对西方国家政策的基本动力，是日本对朝鲜压力的加强，大清国李鸿章的劝说，以及朝鲜逐渐沦为日本独占势力范围，所引起的对朝鲜社会生活的大巨震动。
从江华条约缔结到l882年，朝鲜的对外贸易一直把持在日本手中，由日本商人输入到朝鲜的商品急剧增加。他们利用无关税贸易、日本国货币在朝鲜开放港内自由流通等特权，迅速地控制了朝鲜的金融，1878年，日本第一行银在釜山设立了分行，在元山、仁川、汉城、木浦、南浦和群山设立了支行与办事处；1881年，日本第十八行银在釜山和元山设立了支行。
通商口岸开放前，在1875年度的朝
贸易额中，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7345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45271元，进出口总额为118721元。在通商口岸开放后，1881年度的朝贸易领急剧增长，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80600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1148000元，进出口总额为1954000元。这就是说，贸易总额约增长了约26倍，尤其是朝鲜进口商品总额增长了约26倍。虽然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还主要处于转卖欧美商品的阶段，但是，无论是欧美商品或是日本商品，这种资本主义商品一经
入朝鲜，都起到了破坏朝鲜封建经济的重炮作用，从而使一直依附于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朝鲜民人的生活趋贫困。同时，日本还很快地垄断了朝鲜的对外出口。日本以不等价的
换方式，从朝鲜大量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明显地带有资源掠夺的质。综上所述，至80年代初期，朝鲜不仅成为日本和西方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而业成为日本的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产地。
同时，朝鲜开国及其经济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客观上刺
了朝鲜民族工商的发展。开港后，朝鲜的商业发展迅速，商业资本的积累增加很快。于是，朝鲜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巨商，朝鲜社会中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传统的封建社会近一步解体。朝鲜经济与国际市场相联系，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信息量，促进了沉睡的人们逐渐觉醒，朝鲜民人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朝鲜府政开始争取修改不平等朝
条约的免税贸易条款，以维护朝鲜的关税自主权。同时，日本政治上对朝鲜的影响在步步加强。例如日本通过开展邀请朝鲜绅士访问团和招待修信使外
，在朝鲜社会上层培植亲势力，派遣日本军人训练朝鲜新式军队——别技军，以控制朝鲜的军队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于增加朝鲜府政各权力机构的亲
倾向。但实际上，日本以奴役朝鲜为目的的政治外与经济扩张，只能促进朝鲜社会的民族精神，助长朝野中有识之土努力寻找排除日本威胁、争取民族立独的途径。作为高宗十七年日本开展朝鲜修信使招待外
对象之一的金弘集，则扮演了引导朝鲜国王走向了“以夷制夷”的外交道路，给朝鲜政治外史以很大影响。1880年，为解决
韩间仁川开港、
输米谷与改正海关税则等悬而未决的问题，礼曹参议金弘集率领朝鲜使团离开汉城，抵达东京对涉。涉失败之后，曾多次访问中国驻公使馆，与清府政驻公使何如璋、公使参赞官黄遵宪就国际大势、朝鲜的外政策诸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之后，何如璋命黄遭宪撰写了《朝鲜策略》一书送给金弘集。《朝鲜策略》是清府政内李鸿章、丁
昌与张之
见解的综合，主旨为，利用欧美诸国对朝鲜的利益均沾政策，抵制俄两国的侵朝企图。清朝出于一己之私，在《朝助策略》中提出了“亲中国，结日本，联国美，以图自强”的路线主张。但时金弘集对黄遵宪的见解产生了强烈共鸣，认为朝鲜的锁国制度既然已被打破，就不能回避与欧美列强开始国
；而且列强的利害也未必—致，痛感朝鲜为本国的和平和利益计，必须确立适当的外政策。金弘集回国之后，立即将《朝鲜策略》和自己撰写的《修信使记录》上呈高宗，建议联合列强对抗俄国。高宗为此事召见了重臣，以领议政李最应、左议政金炳国为首的内阁重臣们全无异议，一致认为依目前国际情势判断，朝鲜孤立已不可能，决定以通
、柔远的方针对付列强。朝鲜府政派密使东渡日本，请清驻
公使何如璋出面斡旋，与国美通。何如璋遂访问了国美公使平安，并向国美公使“出示了将由朝鲜提国美的条约草案”但是，由于平安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授权，末接受何如障的提议。到了1880年末和1881年初，朝鲜国内爆发了大规模反对仁川开港和指责《朝鲜策略》的儒生与保守派官吏的上疏运动；他们弹劫金弘集，攻击“主和护
”重臣，直至国王高宗。在这种情况下，1881年初，朝鲜府政以派员来华学习武备为名，携领议政李最应书函向李鸿章转达与欧美立约之意。朝鲜府政碍于国内局势，一直
藉中国之力，请中国代为主持朝美签约事宜。从1881年3月至《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字前夕，李鸿章坚持要朝鲜派全权代表直接与美使谈判，但是，高宗和执政大臣顾忌国内政局变故，始终不肯派出全权代表，李鸿章遂代为拟订朝美约稿十款，作为与薛斐尔会谈的基础。会谈在天津举行，由于戴着“援助者”、“保护者”假面具的国美代表，顽固策划要把最大限度能
足自己侵略目的可能，规定在条约之内，会谈旷持久。在谈判过程中，争论最多、立场对立最尖锐的问题是有关清廷与朝鲜李氏府政的关系的条款。清廷担心以传统的封建宗藩关系为表现形式的中朝紧密联系被打破，会损及两目的根本利益，想把当时仍在维系着的中朝关系现状的明文列入朝美条约第一条。
因此中朝方提案第一条有“中国属邦、政治仍得自主”的字样。这种作法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种“不粘不
”的传统关系，建立一种反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联盟。因此，这种关系既不完全与传统的、封建的宗藩关系相似，更与西方列强强加于殖民地保护国的宗届关系的强质不同。当时，国美驻华代理公使已敏锐地发现这后一种差异的质。因此，薛斐尔故意不在条约中加入此类文字。薛斐尔在谈判中态度蛮横，坚持要把一系列不平等条款加于朝鲜，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威胁。在一封信中他写道：对中国和李鸿章来说，唯一受到重视的呼吁和辩论就是武力，因此我们的政策应该专以国美利益为准绳，并以他们所懂得的论证——武力、压力，而不是劝解，来予以推行。在薛斐尔的压力下，李鸿章终于放弃了第一条的争论部分，条件是“于立约后设法声明”朝鲜府政与清廷的传统关系。薛斐尔未加反对，但也不正面回答。
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与其助手始终与朝鲜使者金允植保持着紧密的接触和协商，在中美代表会谈期间，中朝双方先后进行过六次会谈。同时，李鸿章继续要求朝鲜府政，另派大员与薛使商办，但朝鲜专使行动迟缓，当他们尚在去天津途中时，天津预备会谈已经结束。
高宗19年（1882年）5月20
，朝鲜全权大臣申宪与国美全权代表薛斐尔在清朝官员马建忠、丁汝昌的参加下，正式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最后签署的文本，除增补止仁川港出口米谷一条外，其余基本上维持了天津协议的条约稿本。《条约》全文14款，其中第一款规定：“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
，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这一条是朝鲜方面最感兴趣与国美
府政最爱炫耀的部分，而实际上，是国美推行扩张政策的掩饰。国美不仅在朝鲜处于危难时不履行条约义务，给予援队，而且把朝鲜作为日本侵略主义者的牺牲物，反给日本以积极的援助。此外，条约还规定：“嗣后，大朝鲜国君主有何惠政、恩典、利益及施他国或其商民，无论关涉海面、行船、通商、贸易、交往等事，为该国并其南氏从来未霑，抑为此条约所无者，亦准美官民一体均霑”；国美人享有在朝鲜居住和领事裁判权；朝鲜要为国美来往船舶提供停泊、救护、饮食和保护国美公民的义务；国美在朝鲜享有“最惠国待遇”进口货物“有关民生日用品者，照估价值百
税不得过十”之低率关税。关于朝鲜和中国的关系问题，最终定为：“乃议由朝鲜国王另备照会，于未经立约之前，先行声明”《条约》第一款的内容是援引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目的在于弥补上述办法的不足。李鸿章一伙洋务派官员以为经过这一番设计，即可确保清府政与朝鲜的传统关系，又可牵制日本在朝鲜的行动。而实际上，国美 府政对于朝鲜国土的照会，根本不予重视，形同废纸。
大清国李鸿章与朝鲜官员的悲剧在于不了解国美对外政策的
质，不了解美勾结正在形成。正如当时国美驻华公使扬约翰所供认的“我们在朝鲜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最终服务于日本，并为了她的利益帮助那个宛如画中的人的国家”《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朝鲜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奴役朝鲜奠定了基础。而清朝的决策既有违于宗主国不直接干预属国内政外
的传统，又违背了朝鲜民人自“辛末洋扰”以来对国美侵略者憎恶的正义感情。其结果，不但进一步破坏了中朝之间的传统关系，极大地损害了宗主国的形象，加速了闵氏政权开放的步伐；提出的“亲中国、结日本、联国美”的朝鲜策略，也
化了朝鲜内部开放与反开化势力的矛盾，而且使朝鲜问题益复杂化，导致了美及西方列强借口朝鲜为“立独国”肆无忌惮地向朝鲜渗透其侵略势力，把朝鲜深深地卷入列强在远东争夺的旋涡。继《美朝修好通商条约》成立后，西方其他列强纷纷效尤，英、德、俄、法、奥匈、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先后与朝鲜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N６zW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