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高兴的是，菲尔兹夫人是个比较坚定的人。她读了这本书，把它拿到斯特兰德·摩尔的办公室去，说服摩尔看看这本书。摩尔看了书之后，给奥威尔写了一封忠告信。在摩尔的出版社表示愿意帮他出版这本书之后，奥威尔在4月底又给摩尔写了封信，详述了书的遭遇：1930年6月份，他最早尝试将这本书寄给海角书局；1931年夏天，他将稿子改写之后又寄给他们；艾略特曾表示过少许的兴趣。如果你们有可能接受这本书，奥威尔提出，能否请你务必匿名出版，因为“我实在没法以它为荣”既然如此，当初奥威尔干嘛又一心想让它出版呢？从奥威尔早先给摩尔的一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出版业的一无所知，出版业人士提出的一些要求就足以将他吓住。接下来的几年里，摩尔的出版社才开始不断接受业外人士的一些建议，一些人找翻译做，还有一些询问那些最简单的出版
程。奥威尔和他们初次合作时，提到了他正在写作一首长诗，诗是关于伦敦一天的生活的，奥威尔说“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应该能写好”这时，奥威尔突然想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种文章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什么收益”的确如此。他曾跟查托和温德斯出版社提出要翻译一本左拉的小说，可是，这份工作也不会给他带去太多的快乐。对于奥威尔这份不谙世事的天真，摩尔都容忍了，一方面显示了摩尔极好的耐心，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确对奥威尔的作品很感兴趣。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此时的奥威尔对于自己刚刚起步的事业，对于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作家都非常的迷茫。社会报道、长篇小说、文学翻译、“长”诗（在当时被看作古董的体裁）——所有这些在30年代早期的时候，似乎都曾符合他对文学道路的想法。这首关于伦敦的诗他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最终以《伦敦乐事》为题发表，描述了《让叶兰继续飞扬》中戈登·康姆斯道克对闲暇时光的痴心追求。奥威尔所说的“这段时间”的结束标志着他30年代早期生活的结束和他生活方式的转变。和许多其他战时苦苦奋斗的作家一样，奥威尔此时开始为还处于黑暗中的下层社会的私立学校工作，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在伦敦西部的赫斯霍桑高级中学找到给男生上课的工作的。伦敦当时有很多教育中介机构，很可能他是向其中的一家申请的。对于一个由当时的顶尖级学者培养出来的伊顿毕业生来说，即便他非常不喜欢伊顿的学习经历，到赫斯霍桑高中教书绝对是份掉价的工作。除了他，学校另外还有一个教员，那就是校长。全校学生不足20人，都是当地一些看不起公立学校的小资产阶级者的儿子。学校安排奥威尔住在学校的管理者尤恩森家的底楼，有2间屋子。尤恩森另外供职于当地一家生产“主人之声”牌唱片的工厂。跑到伦敦西部这个不知名的小地方来，迫于生计干了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奥威尔痛苦到了极点。盛夏的时候，他在给埃莉诺的信中提到了赫斯这个地方“上面这个鬼地方”——就是信上寄信人的地址“是我见过的最荒芜的地方之一”（在《牧师的女儿》倒数第二章，实真地再现了这里的环境氛围）。奥威尔和埃莉诺的友情也没有很大发展；尽管这封信是开学2个月后写的，埃莉诺连奥威尔的行踪都不知道。霍桑学校的这帮学生对奥威尔的印象是，课堂上很严肃，但课后话要多一些，随时乐意教你画油画，曾经带了他的一个学生到当地的沼泽地去收集沼气。那个学生还记得“这个不近人情的”布莱尔老师曾把他
股打得一个星期坐不了凳子；但他对这段师生间的过节没有丝毫怨言。他还精心编排了一部戏剧，《查理二世》，这部戏剧在《牧师的女儿》中也写到了，故事情节复杂，服装设计也下了很大工夫。隐居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很少有机会出去，奥威尔又开始写作了。从他这段时间的信件和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宗教有着极大的兴趣，尽管有时候是带着嘲弄的口吻，但其中仍然包含着真诚的本质；确切地说，他这方面的兴趣源于他对宗教用具的非常详尽的了解，还有对其中一些岌岌可危的问题的认识。可能，我们在这里讨论奥威尔的宗教“立场”的做法是不对的。他曾经对戴维·阿斯顿说过，要检验一个人是否忠诚，只要看他信不信有来世，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有人信来世，可见他是不虔诚的。但是，早在他事业的起步阶段，奥威尔就在研究何谓移位了的宗教
感
。他认为，这个国家以及每个个体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认识并且积极调动丰富的人类情感，而直到最近，人类的情感才被引导到宗教教义的遵守上来。他花了6篇文章来陈述他的观点：人类已经失去了灵魂，而且还没有找到一个替代品。当他们真的找到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却是以极权主义和独裁政治的形式表达出来，操纵过去，无视未来，这对于前进中的30年代而言尤其危险。在同阿斯顿的那次谈话中，奥威尔指出，一个人的道德意识完全取决于他是否关心死后会发生什么。尽管奥威尔后来才探讨个人的道德观与是否信仰上帝之间的关系，他对于精神信仰问题的极大兴趣却显而易见。他父母在索思伍德镇的朋友凯尔夫人是个天主教徒，曾借了一本书给他——卡尔·亚当的《天主教精神》。奥威尔给这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寄给《新英语周刊》，可见他对精神信仰问题的兴趣显而易见。尽管奥威尔并不是一个没有判断力的人，但他在显示自己对当下的宗教政治熟悉的同时，由于说了一句“除了天主教徒自己，很少有人懂得要严肃地看待教堂”这句话
起了极大的民愤。人们开始争论。著名的天主教护教论者马丁德尔神父也认识凯尔夫人——凯尔夫人可能也把他的《罗马信仰》一书借给了奥威尔，奥威尔在那篇评论中用到了这本书。神父写信给凯尔夫人说，他想见见这个好争论的年轻人，要纠正他的好多宗教观念上的错误。这段时间正是天主教复兴的重要阶段。诺克斯大人和达西神父是复兴的主要人物，报刊读者对他们都很熟悉，当时对吃喝玩乐的享乐生活的追求也风靡全国。奥威尔对卡尔·亚当的书评中所讨论的问题在所有的圣坛和报刊上都受到非议。我们可以说，奥威尔是一个潜藏的天主教皈依者——可能是因为凯尔夫人的一片热心，对于30年代的作家来说，天主教是个很有
惑力的避难所，在《让叶兰继续飞翔》中，戈登对拉夫斯顿说，在20世纪，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要么选择天主教，要么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虽然这话有夸张的成分，但这确实是20世纪的文化人，特别是作家所接受的选择。一半出于寂寞，一半出于兴趣，可能还希望给埃莉诺·贾克斯留下个好印象（据她女儿说，她是个“非常崇尚精神追求的人”），奥威尔结
了一个助理牧师，名叫欧内斯特·帕克，是一个比他稍大的年轻人，在赫斯当地的国教教堂任职。这个教堂很注重仪式，不是很遵从那些改革提案。奥威尔很热心，主动要求给教堂画圣像，是一幅圣母玛丽亚的像。他告诉埃莉诺，他要把这幅肖像画得尽量像《巴黎妇人》中的
画。他还暗示会去领圣餐，只是担心面包会咽不下去。奥威尔参加英国国教教堂的真正动机很难猜测，既然他参加了，又为什么不去参加教堂里最重要的仪式呢？他无疑是喜欢这个助理牧师欧内斯特·帕克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喜欢和他相处，但私下里又嘲笑他工作的这个圈子，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一种背叛？奥威尔在给埃莉诺信中的那种挖苦的语气是否仅仅是掩饰他自己内心理不清的困惑呢？不管答案是什么，可以看出他喜欢把埃莉诺当成听众，战战兢兢地提出见面，问她能不能帮他收集一些蛾卵来做自然研究，告诉她他不知道夏天能不能回索思伍德，因为他想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他们本来可以在星期六见面，但是奥威尔收到信晚了，他没法更改
程安排了。6月底，摩尔通知奥威尔，维克托·戈兰兹公司打算出版《小人记》，不用担心这本书有诽谤和煽动公众的嫌疑了。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奥威尔，促使他加紧创作《在缅甸的日子里》。虽然40英镑的稿酬是偏低了，但是奥威尔还是非常的高兴。尽管这个公司1928年才成立，作为一个出版商，戈兰兹是无名小卒，但这个年轻人的精神追求和出版意识都很先进，前途无量。况且，对于一个在30年代早期签下第一份合约的年轻作家来说这已经非常不错了。月底的时候，奥威尔到亨利塔大街戈兰兹的办公室与他会面，拿了一张修改意见，大多是对其中的一些语言问题和一些带有影
的名字的修改，还有就是要求对查理光顾
院的描写进行修改。戈兰兹不喜欢这个书名，奥威尔也比较喜欢《穷困女士》这个题目，出自于艾丽丝·梅奈尔的诗。这个时期结束了，尽管此前奥威尔犹豫不决，他还是回到了索思伍德镇。其中有家里的原因，也有他个人情感方面的原因。在租来的房子里住了好多年之后，布莱尔夫妇从艾达的一个亲戚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终于有钱买自己的房子了（可能不超过几百英镑，因为艾达死后2年房子就以1100英镑的价钱卖掉了）。房子是从奥威尔的裁
丹尼先生的一位伯祖母那里买的，坐落于主干道的南面，大小适中，朝向街道，房间空间都比较大。因为奥威尔的父母去看玛乔丽，阿弗丽尔的丈夫又在北英格兰，奥威尔和阿弗丽尔就一起收拾房子，住下了。阿弗丽尔记得当时整栋房子只有2个灯泡，他们到哪里就把灯泡带到哪里。奥威尔对“化学实验”的兴趣也再一次被调动起来，他曾试图用一
长橡胶管子从盛满黑糖
的罐子和沸水中提炼朗姆酒，不幸的是实验失败了，他造出来一些带橡胶味的纯酒
。
闲时候，奥威尔就会写《在缅甸的日子里》，而且写到很晚：街对面的杂货店的孩子们记得，总能听到他的打字机咯嗒咯嗒响声，一直到很晚。同时奥威尔还有另外一件事要考虑。从8月中旬他给埃莉诺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感情急剧升温了。他吩咐“最最亲爱的埃莉诺”不要忘了星期二见面的事（史密斯书店，下午2：15）“既然你爱我，就不要改变主意”尽管奥威尔以前也给布兰达·索尔科德写过信，像这样公开表白的关系还是第一次。可以说，从这次开始，才看到年轻的奥威尔对女人的态度和追女人的事。尽管不是特别确切，索思伍德镇的老人们都清楚地记得他虽然举止无礼，和女人的交往也常常并不成功，但他的确是一个很有女人缘的男人。他和梅布尔·菲尔兹的关系看起来就不仅仅是赞助人和被保护人这么简单，奥威尔的档案里有一封信，梅布尔称奥威尔“情人”至于埃莉诺，因为丹尼·科林斯的存在，她和奥威尔的关系就显得比较复杂了。但是，1932年夏天——可能丹尼在别的什么地方——他们之间的亲密是毫无疑问的。奥威尔非常喜欢埃莉诺，并且表现出了占有
（当她没问他就烫了头发的时候，奥威尔严厉地表示抗议），而且非常会异想天开。在为《新政客》写一篇关于普通的住宿旅店的文章时，他曾提出埃莉诺可能有兴趣帮他到一家女客住宿的小客栈去作个调查。那年夏天，他们经常去布莱斯河畔散步，其中的一些细节可以从秋天的2封信中得到少许线索。奥威尔在其中一封信中回忆道：“那天，我们在以前的布莱斯堡旅社旁的小树林里散步——那个旅社你还记得吧，高架
上长着苔藓——我永远记得，你洁白的体身在那片墨绿色的苔藓映衬下是那般美好。”奥威尔的小说中总喜欢
天嬉闹的场景，其源可能盖出于此。另一封信是10月中旬写的，包含了一种更哀伤的情绪“你说，回顾和我在一起的日子是开心的，你这么说太好了。我好希望将来可以再和你做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也没有关系。你对我的好永远令我感激”我们可以推断，到这个时候，埃莉诺已经决定选择丹尼了。似乎公众也在为此作出选择：索思伍德镇的大多数人都很为难。埃斯米·梅耶回忆说，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情敌之间的竞争，奥威尔“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他绝对不开心”好多年以后，埃莉诺的女儿回忆，她妈妈说，她没有嫁给奥威尔是因为“他要不就过于愤世嫉俗，要不就过于辛辣讽刺”而且，不管她多么喜欢他“她一直就知道自己要嫁的是丹尼”不管爱情的经历让奥威尔多么失望，他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工作效率。在《阿黛菲》8月号上发表了《叮叮当当》之后不久，又和
思·皮特互惠互利，为他的《珀尔
福涅的冥后生活》写了一篇评论——当时《阿黛菲》已经变成月刊了。随后，他又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那篇有关住宿旅社的文章。但是回到赫斯之后，生活又回复到了以前的单调乏味。他告诉布兰达·索尔科德，《在缅甸的日子里》实在叫他沮丧到了极点。此外，他对宗教事务仍然兴趣不减，经常去教堂，在那里，他找到了《牧师的女儿》中的梅菲尔姐小的原型（“一个垂死的丑女人，身上散发出樟脑球和杜松子酒的气味，领圣餐的时候差不多是被搬来搬去的”）。奥威尔想，他应该很快去谈谈自己的想法，要不然，那个助理牧师会觉得他不去圣坛是件很奇怪的事。他解释说，如果一个不信仰上帝的人还去领圣餐，那实在不光彩。但是“我已经假装虔诚了，那么除了继续伪装下去，别无他法”这段话实在很叫人匪夷所思。如果真像奥威尔所说的，他是装出来的虔诚，那么他为什么又在读高尔主教写的《信仰上帝》呢（“好像是些很好的教条”）？高尔主教曾给他在伊顿公学行过按手礼，他又为什么为《教堂时代》写东西呢？丹尼邀请他去剑桥呆上半个学期，他一方面渴望见到埃莉诺，另一方面那里却有两三个人是他非常不想见到的。同时，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出版
期也确定在1月初。在11月中旬，他一收到校样，就赶紧给摩尔写了封信，这封信实在写得言词笨拙。有两个地方要调整，他应该改动哪一个呢？一个是因为读者不接受，另一个是印刷错误。为了保险起见，他已经开始着手两个都改。关于使用的笔名，他也很慎重，他不知道“X”是不是合适。摩尔本该告诉他这个笔名可以。“我这么问是因为，如果这本书不像我所料想的那样失败的话，我最好还是用一个以后可以继续用的笔名。”为什么1932年末“埃里克·布莱尔”会变成“乔治·奥威尔”（当然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此后2年里奥威尔还用他的真名发表过文章），这样的过程着实让历史学家忙碌了半个世纪。大家想当然地以为，这次改名字代表了他的个性、动机、还有决心等方面的大巨变化，然而实际上，原因很简单。奥威尔用笔名发表了《巴黎伦敦落难记》，主要是因为他不想让父母为他写的这样不像样题材的文章而感到脸红。另外，他向来不喜欢他的基督教名，太明显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特色，并且和迪安·法勒的儿童作品《埃里克，一点一点来》中的人物同名。11月15
和19，他写了2封信给摩尔。在此期间，他想出了一连串的笔名：肯尼思·迈尔斯、乔治·奥威尔、还有H。刘易斯·阿尔维斯、还提到了他做
汉时偶尔用的一个名字“P。S。伯顿”他自己最喜欢的是奥威尔这个名字。埃莉诺·贾克斯记得，有一次，奥威尔从易普斯维奇（奥威尔河经的一个地方）回来，向大家宣布：“以后我要改名叫乔治·奥威尔，这是个非常好的英国味十足的名字。”另一方面，据理查德·里斯回忆，名字的问题显示了奥威尔非常迷信的一面。他曾说，如果你的名字随作品发表了，你的敌人也就看到了，敌人就可能“对它施加魔法”里斯觉得他讲这话的时候是认真的。不管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他选择用这个笔名，11月底，戈兰兹出版公司的排版人员被告知，标题页用“乔治·奥威尔”这个名字。“肯尼思·迈尔斯”和“H。刘易斯·阿尔维斯”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脚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奥威尔终于约了埃莉诺在伦敦的维多利亚旧大楼外面见面。4天以后，他又写了封信短约她星期天去乡下远足，这封信短被保存下来，他在信中难过地说，他们之间竟然没有提做
的事。当然，如果丹尼在索思伍德的话，他们之间就什么也不可能做了，但是如果丹尼不在呢？“如果你不想做，那你就不要勉强，但我希望你是愿意的。”不管埃莉诺现在多想和奥威尔保持距离，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非常亲密的，她这时候可能还在伦敦工作。12月份的一封信中，奥威尔问她是不是在卖袜子之类的东西，还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就是回索思伍德）。奥威尔提议去乡下散步成了泡影，但是，他们12月21号在国家美术馆外面见面，2天后又一起回到索思伍德。当奥威尔到蒙太戈去过圣诞节的时候，收到了一沓提前印刷出来的《巴黎伦敦落难记》。他天真地问摩尔，封面上的“书社推荐”是什么意思。5天以后，他前往倍德福德郡，去索尔科德家给布兰达送去他刚出版的书。从他离开缅甸至今已经5年过去了，他终于成功了，现在是个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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