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者企图让读者相信他的主人公们都曾经实有其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不是生于母亲的子
，而是生于一种基本情境或一两个带
发
的词语。托马斯就是“Einmalistkeinmal”这一说法的产物，特丽莎则产于胃里咕咕的低语声。她第一次去托马斯的寓所，体内就开始咕咕咕了。这不奇怪：早饭后她除了开车前在站台上啃了一块三明治，至今什么也没吃。她全神贯注于前面的斗胆旅行而忘了吃饭。人们忽视自己的体身，是极容易受其报复的。于是她站在托马斯面前时，便惊恐地听到自己肚子里的叫声。她几乎要哭了。幸好只有十秒钟，托马斯便一把抱住了她，使她忘记了腹部的声音。
于是，产生特丽莎的情境残酷地揭
出人类的一个基本经验，即心灵与
体不可调和的两重。很久以前，一个人会惊异地听到自己
内有节奏跳动，但从不去猜测那是什么。他还不能对人这样奇怪、陌生的东西给以辨识确定。那时的人体是一间囚室，囚室里的东西能看，能听，能恐惧，能思索，还能惊异。而人体消失之后所留存的东西，便算是灵魂。当然，今天的人体不再陌生了：我们知道在
膛里跳动的是心脏；鼻子是伸出体外的排气管，为肺输送氧气；脸呢，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块标记着所有生理过程的仪表板，标记着吃，看，听，呼吸以及思维的情况。自从一个人学会了给人体的各个部位命名，人体就好对付多了。他还得知灵魂不过是大脑中一种活跃的灰色物质。灵与
两重的古老命题终于被众多科学术语淹没，我们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过时的浅见陋识而加以嘲笑。但是，假使他的一位恋人来听他腹内的咕咕隆隆，灵
一体这个科学时代的诗意错觉，便即刻消失。特丽莎力图透过自己的体身来认识自己。正因为如此，从孩提时代起，她就常常站在镜子前。她害怕母亲发现，每次偷偷照镜子都带有一种秘密犯
的色彩。不是虚荣心使她走向镜子，而是那种看见了“我”时的惊奇。她以为透过那面部状貌看到了自己灵魂的闪光，忘记了自己不过是看见了体身机制的仪表扳。她以为鼻子是自己天
的实真表，忘记了那玩意儿不过是给肺输送氧气的通气管。久久地看着自己发呆，她不时也心烦意
地看到自己脸上有母亲的影子。她更固执地盯着镜子，希望母亲的影子消逝而只留下她自己。每次的成功都令她陶醉：她的灵魂浮现于她的体身表面，如那些
在底舱的水手终于冲了出来，散布在甲板上，向着长天挥臂欢呼。她象她的母亲，不仅仅是模样象。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她的整个生命只是她母亲的继续，象台球桌上一个球的运动只是球员手臂动作的延续罢了。
这种延续是从哪儿从什么时候开始而后来变成了特丽莎的生命？
也许开始于特丽莎的爷爷，开始于那位布拉格生意人逢人便夸她女儿——特丽莎母亲的美丽。她母亲才三、四岁，爷爷就告诉她，说她与拉裴尔的圣母像一模一样。四岁的她便再也忘不了这句话了。她青春妙龄，坐在学校读书时，总是不听老师的课，想着与自己相象的那幅画。
该结婚的时候了，她有九个求婚者，围着她跪成一圈。她站在中间象个公主，不知挑选谁好：第一个最英俊，第二个最聪明，第三个最富裕，第四个最健壮，第五个门第显赫，等六个背诗如
，第七个见多识广，第八个工于小提琴，而第九个极富有男子气。他们都用同一种姿势跪着，膝盖上的功夫相差无几。她最后选中了第九个，倒不是因为他最有男子气，而是与他
时尽管她一再叮嘱：“小心”、“多多小心啊”他却故意不小心，使她找不到人打胎而不得不嫁给他。于是特丽莎出世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众多亲戚都围在小童车旁，与孩子逗趣。特丽莎的母亲不愿逗趣，甚至根本不说话，只是牵挂着自已另外八个求婚者，看来他们都比第九个好。象女儿一样，特丽莎的母亲也常常照镜子。一天，她发现眼角边有了皱纹，断定她的婚事简直毫无意义。大约也是在此时，她遇到了一个男身女气的人，此人行骗有前科，又向她隐瞒了自己的两次离婚。现在，她恨那些膝头带茧的求婚者，也极想换个位置让自己下跪，于是便跪倒在她的骗子新朋友面前，抛下丈夫与特丽莎，出走它方。
那个最有男子气的人变得最没有生气，他如此消沉，以至神经今今的，无事找事。心里怎么想，
里就公开说出来。当局的察警被他的胡言语吓坏了，把他抓了起来，审判后给了他长长的刑期。他们把他的住房封了，把特丽莎送她母亲。那个最无生气的人在铁窗里没呆多久就死了。特丽莎与母亲随母亲的骗子来到靠近山区的——个小镇住下来。骗子在一个机关里供职，母亲则在—家商店干活。母亲又生了三个孩子，当她重新照镜子时，发现自己又老又丑。
她意识到自己已失落一切，开始找寻罪恶的原由。人人都会这么做的。她的第一个丈夫，有男子气但未被她爱过，未能留意她
上的轻声警告；而她的第二个丈夫，没有男子气却被她爱得太多，把她从布拉格拖来这个小镇，却跟一个又一个女人往来，使她永远陷入妒嫉。她无力反抗，唯一属于她、又无法避离的人质便是特丽莎，她能以苦行赎清这一切罪孽。的确，难道她不是决定了母亲命运的最主要的罪源吗？她，不就是那最有男子气的男人的
子和那最漂亮的女人的卵子的荒谬结合吗？是的，正是从那个要命的时刻起，拙劣的弥补引起了长途赛，开始了她母亲的命运。那个时刻，叫特丽莎。特丽莎的母亲无休止地提醒她，母亲就意味着牺牲一切。一个因孩子而失掉一切的女人说出这话，自然言出有据颇近真理。特丽莎总是听着，相信当母亲是生活的最高价值，而当母亲也是最大的牺牲。
如果一个母亲是人格化了的牺牲，那一个女儿便是无法赎补改变的罪过。
当然，特丽莎并不知道那天夜地母亲向父亲耳语“小心”的情景。她的负罪感如同原罪一样解释不清。她尽了一切所能来摆
她。十五岁时，她便被母亲领出了学校，当了女招待。她愿做一切事以讨得母亲的
心，出全部工资，做家务，照顾弟妹，用整个星期天打扫房屋和洗东西。这真可惜，因为她是班上最有前途的学生。她渴望上进，只是这个小镇子不能使她
足。于是无论她什么时候洗衣服，盆边总搁着一本书。她去翻书页，洗衣水滴在书上。家里似乎没有什么羞
可言。母亲穿着衣内在房子里冲来冲去，有时候
罩都不戴，夏天，有些时候则干脆完全光着子身。继父虽然不光着子身行走，可每次特丽莎洗澡，他都往浴室里钻。有一次，她把自己锁在浴室里，母亲就大发雷霆：“你以为你是谁？他会把你的漂亮
了吗？”（这种对立情绪清楚地表明，她对女儿的怨恨超过了对丈夫的猜忌。女儿的罪孽是无穷无尽的，甚至包括了她男人的不忠。特丽莎对解放的渴求和对自己权利的坚持——诸如锁上浴室门的权利——对于特丽莎的母亲来说，简直比她丈夫可能调戏特丽莎更令人讨厌。）
冬日的一天，母亲决意在灯下光着子身走走，特丽莎很快跑过去把窗帘拉上，唯恐街那边的行人看见她母亲。但她听到母亲在自己身后爆发出大笑。第二天，来了她母亲几个朋友：一位邻居，一位同事，一位女教师和其他两三个常来串门的女人。特丽莎与随同来的一位十六岁的男孩不约而同地问好，而母亲立即乘大家都在场，告诉她们特丽莎如何企图保护母亲贞洁的事。她笑了，所有的女人也都笑了。“特丽莎对人耍撤
、要放
的想法都不甘心承认呢，”她说。特丽莎脸红了，可她母亲还不罢休“那有什么可怕的呢？”并以一个响回答了她自己提出的问题。所有的女人又笑起来。特丽莎的母亲响亮地擤鼻子，跟人们公开谈她的
生活，并且洋洋得意地展示她的假牙。她可以技艺纯
地用舌头把那些假牙顶出来。如果嘴笑得太开，上排牙齿会落在下排牙齿上。诸如此类，给她的脸增添了一种凶狠的表情。她的行为仅具有唯一的标示：抛弃青春和美丽。在九个求婚者跪在她周围的日子里，她聪明地保护着自己的
身，这样做似乎是想努力表明她的体身在贞
方面的价值。现在，她不仅是失去了贞，而且已经猛烈击碎了它，并张张扬扬地用新的不贞给今昔生活划一条界线，宣称青春与美丽被人们过分高估，其实毫无价值。依我看来，特丽莎只是她母亲这种标示的继续，她母亲正是这样来抛弃了自己小美人的生活，抛在身后远远的。
（如果说特丽莎有些神经质的动作，姿态缺乏某种自然的优雅，我们是不会惊讶的。她母亲傲慢、
野、自毁自
的举止给她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特丽莎的母亲要求公正。她想看见罪行遭到惩处清算。这就是她坚持让女儿伴着她留在那无贞洁世界里的原因。在那里，青春与美丽一文不值，世界不过是
体大巨的集中营，人人都差不多，灵魂是看不见的。现在我们比较能理解了，为什么特丽莎久久凝视和不时瞥视镜子，并有一种犯
负疚的感觉。她是在与母亲作战，是在期待着找到一个与别人不同的躯体，期待自己脸上显示出从最底层释放出来的水手一样的灵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灵魂——那悲伤、怯懦、自我封闭的心灵——隐藏在体身内的底层，羞于显自己。于是，那一天她初识托马斯，在餐馆的醉鬼们当中曲折穿行，她的躯体被盘中的啤酒沉沉地垂
，她的灵魂在胃或胰腺的什么位置。后来，托马斯叫她，那声叫唤的意义太大了，因为呼唤者既不知道她母亲，也不知道那帮醉鬼，对他们复一单调的猥亵脏话也一无所知。他的上身分使他超凡出众。另外，还有些事也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了的书。这个店子从未有人把书打开放在桌上。在特丽莎的眼里，那些书是友谊默契的象征。她也爱读书，她只有一件武器来与这个包围着她的恶浊世界相对抗：从市图书馆借来的书，首先又是小说。她读了大量小说，从菲尔丁到托马斯。曼。这些书不仅提供了一种能使她摆
无聊生活的虚幻可能，作为一种物体，它们还有着另一种意义：她喜欢腋下夹一本书在街上走。这与一百年前花花公子们的华美手杖一样有意义，使她与其他人区别开来。（把书比作公子们的华美手杖还不很准确。手杖不但使主人区别于其他人，还使它的主人新派、时鬃。书使特丽莎与众不同，却是过时的时尚了。当然，她还太年轻，看不到她在别人眼里的老时鬃意昧。她居然认为年轻人走路时戴着个收音机耳机实在傻气，未曾想到那才是新派。）
所以，那个唤她的人是陌生者同时又是个与她有友谊默契的人。他唤她的声音是和善的，于是，特丽莎感到她的灵魂从血管里和
孔里冲出体外，向他展示开来。托马期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后，开始想到他与特丽莎的结识只不过是六个极其偶然机遇的结果，总觉得有些不安。
事实上，难道不是一件必然的偶然所带来的事件，才更见意义重大和值得注意么？
机遇，只有机遇才给我们启示。那些出自必然的事情，可以预期的事情，
重复的事情，总是无言无语，只有机遇能劝我的说话。我们读出其中含义，就如吉普赛人从沉入杯底的吻啡渣里读出幻象。托马斯出现在餐馆里的特丽莎面前是绝对偶然的。他坐在那儿，展卷读书，突然接头看见了她，微笑着说：“请来一杯白兰地。”
那一刻，收音机碰巧在放音乐。她去柜台后面倒白兰地，顺手将音量调大了一些。她听出是贝多芬。自从布拉格的某一个弦乐四重奏演出队到他的镇上演出以来，她便知道了贝多芬的音乐。特丽莎（如我们所知，她总是渴望“上进”）去明了音乐会。大厅里几乎是空的，除她以外，听众只有当地药技师和他老婆。但四重奏的演奏家们面对着台下一支“三重奏”的观众团，还是好心地没有取消演出。他们演奏了只多芬的最后三部四重奏乐曲。
后来，药剂师邀请乐手们吃饭，也叫了观众席中这位女孩子同往。从那的起，贝多芬便成了她对世界另一个面的想象，这是她所渴望的世界。当她端着白兰地绕出柜台时，她努力想弄懂这个机遇的启示：她应召给一位吸引着她的陌生男人送白兰地的时刻，偏偏就是她听到贝多芬之瞬间，这是多么巧！
必然
不是神奇的公式——它们都寓含在机遇之中。如果爱情是不能忘怀的，机缘一定会立即展翅向它飞落，象鸟儿飞向方济各翅膀。他把她唤转来付酒钱，合上书（友谊默契的象征）。她想问问他读的什么书。、“你能把酒钱记在我帐上吗？”他问。
“可以的。”她问“你住几号房间？”
他把钥匙给她看，钥匙系在一个木牌子上，上面画了个红色的六宇。“怪了，”她说“六。”
“有什么奇怪的？”他问。
她突然记取父母离婚前任在布拉格的房子也是六号，可她回答说：“你住在六号房，而我的班六点钟完。”（我们据此可以称赞她的狡黠。）
“行，我的火车七点开。”陌生人说。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给了一张账单请他签字，又将其
至服务台。等她干完活，陌生人已不在桌旁了。他明白了她小心的暗示么？她奋兴地离开旅馆。旅馆对面是一个荒芜的小公园，破败得只能在这肮脏小镇上找到。但对特丽莎来说，它一直是一个美丽的小岛：那里有草地，有四棵白杨树，有几条长凳，有一树垂柳，还有一点儿叫连翘的灌木丛。
他坐在一张黄
的长凳上，能清楚地看到旅馆大门。天，正是她以前读书时常坐的那张凳子！于是她知道（机缘的鸟儿开始在她的肩头闪闪发光），那陌生人便是她的命运。他叫住她，邀请她坐在自己身边。（她灵魂的水手们已经冲上她体身的甲板了。）然后，她送他走列车站，他把名片给了她以示告别：“如果你偶然有机会来布拉格的话…”他在最后一刻
给她的远不止一张名片，而是对所有机缘的召唤（那本书，贝多芬，数字六，黄的公园长凳）。这一切给了她离开家庭去改变命运的勇气。也许正是这些机缘（相当平常简单，顺便说，甚至无多兴味，却是人们在这毫无生气的小镇里所期望的），使她爱情萌动，并给了她力量的源泉，使她一生永无怠倦。
我们
复一的生活都在与机缘的碰撞中度过。更准确地说，是在与人和事的偶然相遇中度过，我们称之为巧合。“巧合”是指两件事出入意料地同时发生了，相遇了：托马斯出现在旅馆餐厅的同时，收音机里播放贝多芬。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大量的这样的巧合。如果托马斯坐的席位被当地屠夫占了，特丽莎就不会注意到收音机在播放贝多芬（尽管贝多芬与屠夫的相遇也是一种有趣的巧合）。但是她初生的爱情加强了她对美的
感，也就忘不了那音乐；无论什么时候听到它，都会被深深打动。那一刻发生在她周围的一切皆因为音乐而生辉，而显得美好起来。在特丽莎去见托马斯时腋下夹的那本小说中，安娜与沃伦斯基是在一种奇怪的情境中相遇的：他们俩在火车站相见，其时有一个人被火车轧死。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安娜自己也躺在火车下。这是文章的对应——如音乐中开头与结尾有着同一动机也许显得太小说味了一些，我也同意这么说。但是得有个条件，就是别把那些“虚假的”、“杜撰的”、“违背生活实真”的概念，也用在“小说味”这个词语上。因为人类的生活确切地说，就是用这种方式构成的。 Ｎ6ＺＷw.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