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我的年龄已经早早被淘汰出喜欢之列，但我还是喜欢它。这很有意思，引起我一些思考，结果发现，是马崧这种不计后果大胆
进、冒险的写作精神令我
越。事实上，好的小说（比例相当小）都是异端，是
门；好的作家都是大胆妄为的叛徒，顽家。时下文学的弱智和作家的平庸，让我们难以体现文学的自尊和力量，更难以体现一个作家应有的精神气象和慧智，哪怕是用以游戏甚至作恶的。2004年12月11
马平和《草房山》
已经想不起了，是怎么认识马平的。想不起说明没名堂，认识的过程没名堂，马平在一个陌生人面前的表现也没名堂。我是个注意细节的人，一个20年前只见过一面的人，20年后相见了，我还能如数家珍地讲出他当年转身时牛仔
上
出的商标的图案和颜色。马平我们在一年里总要见上几面，但回忆类似的细节：过目不忘的细节，没有，脑袋里一片雪亮，亮得炫目，因为空
啊。我注意到，马平在朋友面前的特点是笑，年轻的笑，友好的笑，不知疲倦的笑，外加一点
科打诨。这是没有特点的特点，我们出门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人，初次见面，笑容可掬，热情客气，为了打破初识的尴尬，故意说一点趣闻趣事。这是好人的一种，朋友的一种，但无法成为你小说中的人物，因为他是“大众”以我做小说的经验，塑造一个“大众
情”的人物，比写整篇小说还难。换言之，小说写完了，但这个人物可能还在小说之外。这样的小说自然就是废品。报废率高的东西，那就尽量少碰，这是我做小说的又一条经验，也许是教训。记不得具体时月了，好像是去年的夏天，也许是秋天，马平第一次出现我家楼下。几分钟后，我上楼时手上捧着他给我的一只厚信封，里面装的就是《草房山》的前身，当时的书名叫《红色睡眠》。我用了两个晚间看了，心里涌生了诸多拂不掉的阴影和梦境，仿佛看见了一个
久弥新的传说，一团血
模糊的生命。我们经常说文如其人，其实这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说法，从实际情况看“不如其人”的文远多于“如其人”的文。马平的《草房山》再次颠覆了这种
离本真的说法，使“不如其人之文”的浩
队伍又加增了新员。和马平本人相比，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不笑”的特点，即使有笑，也不再是友好的笑，年轻的笑，而是苦笑，傻笑，嘲笑，假笑，皮笑，冷笑，毒笑，默不作声的笑，哭天抹泪的笑，不可思议的笑，无可奈何的笑，小说的笑，艺术的笑，发人深省的笑…一个人或者一部作品，笑到这般地步，那你就不得不要记住他（它）了，因为他显然不再是人，而是鬼，是怪，是墙角的一尾蛇，是深夜破窗而入的一个狐狸
。我为小说本身和马平本人之间的距离而
足，而愉快，愉快的程度相等于同马平本人喝了桌下午茶。我一再说过，现在的小说翻开就是白生生的腿大、
脯，人们把体身的放纵和倦慵当做文明、新
、自由、个性、追求，把私底下的愿望、行为当做宣言和日常，当街摆弄，大肆炫耀，而且脸不变
心不跳。用体身写作，写体身，写体身的
望、动作、声音，有了高就喊，天亮以后就分手，天不亮就分手，不想上
，子大战…接踵而至，纷至沓来，飞沙走石，铺天盖地，好像国人都擦搽了印度神油，
吃了国美
哥伟。小说写到这份上，已不是作践，而是作恶。马平显然不想跟人作恶，他想跟人作斗争，他让我们回过头去，看一场场荒诞的“红色睡眠”看一只只空的胃，看一个个死去活来的梦。李安乐，一个梦里生梦里死的农民，一个半人半仙的稻草人，一个穿针引线的皮影人。这个人模造了我们难忘的过去，道出了我们的恐惧，我们的爱，我的恨，我们土地的深度，我们天空的高度。这个人有酒气，有酩态，疯疯癫癫，跌跌撞撞，但也有血有，有真有假，有是有非。我喜欢这个人物，他连通了一种实真，一段历史，一个警示。我相信，这才是文学的真正意义所在：不是活我们的子，而是活我们的精神。2004年7月14
恋歌又响起谁的恋歌又响起？是陈华。陈华何许人？偌大中国，叫陈华的人太多，我
人中有七个，囊括男妇老少。我夸张地说，但结果可能是真理：每一条弄堂都有一个陈华。因之，我要特别指出：此陈华是《那一曲军校恋歌》的作者，居北京，穿军装，女。我不认识“此陈华”要谈的自然是她的作品。一直有种感觉，有些人，他们长着似曾相识又朦胧不定的面孔，从没有刻意记忆，但绝对不会忘记；有一些事同样如此：只需要一剪影子、一杯酒、一段音乐或者一个眼神，就会像鬼魅一般骤然而至，迅雷不及掩耳，占据你那无能为力的大脑神经，让你笑靥如花抑或眼泪滂沱——当然，于至深处，又仅为会心而已。这是我读《那》第29页时想到的。随后一直在边读边想，思维异常活泼、
悦，如同有朋自远方来。罢了，确认《那》是一曲朴素、恳诚的“恋歌”并不是影子、酒、音乐或者眼神，故而我完全可以从容掩耳应对。但是我没有。我很乐意徜徉在陈华笔下的世界去捕捉一寸漫步潘帕斯草原的微风，握紧一滴淌入太平洋的雨水，呼吸一口即将化作奥林匹斯山巅火焰的氧气，直到掩卷而定，我才发现一切已然黏稠而模糊。毋庸置疑，透过镜子，穿越二十余载光
，我也许就化身成为《那》里的角色。我竟毫无缘由地以为自己就是任天行、就是廖凡、就是庞尔…也许当他们抽象起来，就能与当年的我安逸而默契地重合吧。我甚至还把青春悸动的对象，形象在了郝好和姚小遥身上，一如透过彩纸的光，朦胧而有别番风情。实真引导朦胧，而朦胧又恍惚将某种特别的情绪变得实真。我不觉靠在椅背上，点燃一支香烟，烟雾氤氲环绕，忽然变作两首流行在我读军校时代的旋律：《侬本多情》和《一首歌一个故事》。两首普通的流行歌曲，因为《那》，一时间占据了我全部的思绪。我要将《侬本多情》送给叶小米、郝好和姚小遥，爱情给了她们足以软弱而坚如铁石的心力，正如歌中唱道：“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给爱情戏弄…”空不是无，而是收获，是大智慧，是全部——是读完任天行临别书信的叶小米，是亲吻英雄爱人面庞的郝好，是静聆熄灯号的姚小遥…她们像所有女子一样天生多情，她们没有像歌曲唱的，被爱情戏弄，或者戏弄爱情，只是静静地，在军校朴素的净土上，孕育美丽的爱情鲜花。这鲜花芬芳无刺，不用鲜血浇灌，更无关风霜凋零，开在风景如画的悬崖边，值得一辈子去守护和爱惜。
似乎唯一的例外只有一个马小蕾。其实，即便是二十年前，马小蕾这样的女子也难属特例，只是因为她的天真和愚蠢是生长在如茵绿草中的毒花，结出的恶果就显得那么刺眼，那么令人玩味。要我说，哀怒与指责都显得片面和多余，它只是现实不断孕生的悲剧的复制品。现实匮乏崇高，如同白水匮乏凛冽，当爱情渗入
易（哪怕只是一时、一面）的渣滓，便失去了梦的资格：也许只有当她梦碎时，才会收获阿弗洛狄忒看似安慰的吻。相比之下，单纯为了爱情的女美姚小遥，在“穷途末路”之际，惊惶地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局，似乎是作者对姚小遥的爱护。不，这应该是作者精心设计的寓言：每一个从军校走出来的人，不论天赋、禀
乃至才情、运势千差百异，他们一定都会笃信经济社会中如同海市蜃楼的纯真爱情——哪怕升华成为信仰也不足为奇。《那》在告诉我们，暴风骤雨中，还有那么一座孤岛，风和丽、无忧无虑。所以，我宁愿相信郭福来的苹果是伊索的故事。从一开始，我的注意力就放在了小说中一个非常次要的人物身上，作者在他身上花费的笔墨可谓省之又省，但却实实在在给我惊喜，这个人就是追求花房姑娘的班长邓海云。那么好了，另一首歌，《一首歌一个故事》，我要送给他，这个险些为“花房姑娘”送命的痴心男人：“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道尽离合悲
几个字，完全来自过去那日子；犹如人生之歌一开始不休止，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为着前路永远刺冲…”诚然，他没有三大公子的潇洒，没有任天行的不羁，更没有“爱情中尉”（我联想到了情歌教父李宗盛）陈骁那种浑然天成的男人魅力，他只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嘛”字不断的津门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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