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宗教信仰之进化，和我离开基督教之长远而艰难的程序，与乎此程序所给我内心许多的苦痛，在此简短的自传中不能认真详述了，只可略说其梗概。我在童时是一个十分热诚的教徒，甚至在圣约翰加入神学院，预备献身为基督教服务的；我父亲对此举之同意，是很为疑惑和踌躇的。我在神学班成绩不佳，因为我不能忍受那凡庸琐屑和荒谬的种种，过了一年半便离开了。在这种神学研究之下，我大部分的神学信念已经弃去。耶稣是童女所生和他
体升天两款是首先放弃的。我的教授们本是很开朗的，他们自己也不信这些教条，至少也以为是成为问题的。我已得入犹太圣殿的至圣所而发现其中的秘密了（其中是空的，无偶像的）。然而我不能不愤恨教会比那进步的神学思想如此落后，而仍然要中国教徒坚信耶稣由童女所生和体飞升两条才能领受洗礼，然而它自己的神学家却不置信。这是伪善吗？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不诚实，是不对的。大学毕业之后，在清华大学授课之时，我仍在校内自动的担任一个星期
圣经班，因而大受同事们的非议。那时的形势实是绝无可能的。我在圣经班的恭祝圣诞会当主席，而我却不相信东方三博士来见耶稣和天使们半夜在天上
唱等等圣诞故事。我个人久已弃置此等荒谬传说，然而此时却要传给无知的青年们。然而我的宗教经验已是很深的了，我总不能设想一个无神的世界。我只是觉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个宇宙将至彻底崩溃，而特别是人类的生命。我一切由理性而生的信念亦由理性而尽去，独有我的爱，一种精神的契谊（关系）仍然存留。这是最难撕去的一种情感。一我与清华一位同事刘大钧先生谈话。在绝望之中，我问他："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同人，行见世界大
了，对不对呀？""为什么呢？"刘先生答："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咧。"那一答语骤然便把我同基督教之最后的一线关系剪断了，因为我从前对于基督教仍然依依不舍，是为着一种无形的恐慌之故。以人
（人道）之尊严为号召，这一来有如异军突起，攻吾不备，遂被克服。而我一向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愚不可及了。由是我乃觉得，如果我们之爱人是要依赖与在天的一位第三者发生关系，我们的爱并不是真爱；真爱人的要看见人的面孔便真心爱他。我也要依这一根据而决定在中国的传教士那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那些爱我们信
教的人只因为我们是人，便是好的传教士，而他们应该留在中国。反之，那些爱我们不因我们是中国人和只是人的缘故，但却因可怜我们或只对第三者尽责的缘故而特来拯救我们出地狱的，都应该滚出去，因为他们不特对中国无益，而对基督教也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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