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中国的蒙古人，在中国民人不断地反抗下，于本世纪八十年代，全部被逐出中国本土，回到他们原来的瀚海沙漠群故地。他们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和子国之一的元帝国，也随之烟消云散。山摇地动般扩张征服的帝国勋业，成为过去，只遗留下片断的历史陈迹。
代替蒙古人而起的是中华民族组成的明王朝，一个纯中国人的王朝。
不过，这并不等于中国人恶运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
一蒙古对中国的统治
马可波罗所见的杭州市廛，是中国都市的外貌。马致远笔下的元曲，是士大夫地主阶层在象牙塔中的安闲生活。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包括马可波罗所称道的杭州那些衣服华丽的女男 民人。
蒙古人在上世纪（十三）曾发挥出他们可惊的军事才能，缔造一个空前庞大帝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却远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
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
足征眼
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害迫的沉重。蒙古人根本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中亚人（
国人·回回）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中亚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两，这是一种恐怖的剥削，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中亚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简单，必要时，中亚商人只要向地方府政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府政就得如数赔偿。所以汉人自然要比中亚人低一等或低二等。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中亚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
驴的价钱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上世纪（十三）一二八六年，为了明年进攻安南王国，征用全国马匹，中亚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府政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
。元府政有严厉规定：
止汉人打猎，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止汉人持有兵器，止汉人集会拜神，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止汉人夜间走路。“甲主”以上的地方府政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央中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上世纪（十三）帝国初创时的史天泽，一是本世纪（十四）帝国瓦解前夕的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中国。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败腐，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本世纪（十四）初一三○三年，第八任大汗铁木儿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贪官撤职。然而他不能坚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复行放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蒙古帝国特征之一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败腐的要素之一，他们最初是采取包商制，上世纪（十二）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元帝国的赋税，以一百四十万两银币包给中国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中亚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二百二十万两时，窝阔台怦然心动，终于包给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税上，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本世纪（十四）三十年代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较上世纪（十三）七十年代，几乎增加一百倍，这都出在中国人身上。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
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害迫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蒙古帝国政暴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嘛”、“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
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嘛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本世纪（十四）一三○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
，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
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躏蹂。汉人知道，苦难不仅来自政暴，而更是来自鞑子——鞑靼。鞑子，是汉人对蒙古人轻侮的称谓。除非铲除鞑子，解除颈子上亡国奴的枷锁，政暴不会停止。
二汉人
烈反抗蒙古暴君不久就跟辽帝国第二任皇帝耶律德光一样，发现中国人并不像他们想像中那么容易奴役。就在蒙古帝国鼎盛的上世纪（十三）八十年代，江南即爆发抗暴革命二百余起。蒙古用残酷的杀戮来镇
，但再多的
血都堵不住全民族愤怒的火山口，汉人的反抗，跟蒙古人的统治相终始。本世纪（十四）二十年代之后，随着蒙古帝国内部
增的腐烂，各地民变更不可遏止。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这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的民变，超过十倍，可看出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更要严重。遍地战
一定引起灾荒，旱灾果然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
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一三四四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民人，全被淹没，直入黄海。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在千百个群众领袖中，以下页表中所列六个人物，给蒙古统治的伤害最大：上表显示出两个特征，第一、群众领袖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第二、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说明在蒙古帝国里，政权、军权都在蒙古人手中。蒙古人认为仅此一点，汉人就无可奈何，料不到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
。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府政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
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征调民夫十七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
，使黄河仍向东北入渤海。这本是一件建设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把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征调，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散。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红巾，跟二世纪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力暴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就在同年（一三五一），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帝，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入江南，扫
蒙古势力。刘福通于一三五五年，
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域和黄河以南地区，整个中原进入掌握。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以反抗政暴为重要宗旨，就是韩山童开创的。韩山童曾宣称：“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设立白莲会，
收信徒。——关于汉人的抗暴革命，有一个
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据说，刘福通最初在颖州（安徽
）发动民众暴动时，因蒙古“甲主”监视严密，汉人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于是刘福通请“甲主”准许向家人分送像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汉人为大汗祈福。“甲主”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中国字写的字条：“八月十五杀鞑子。”汉人准备妥当，当晚夜半，所有“甲主”和他的家族，都死在汉人
之下。——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崩溃时，凡在中国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几乎全部被汉人杀屠，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到石阶上，脑浆迸裂，作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已死于
刀之下，凶惨不忍卒睹。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汉人所负的是民族深仇。女真和蒙古统治阶层的忍残
杀屠，举世皆知，对被称为“蛮子国”的汉人，更加轻蔑。像兴化（福建莆田）不过一个小城，上世纪（十三）蒙古兵团攻陷它，全城女男被屠之后，就血有声。侵略者必须付出代价，即令本身没有付出，后裔也要付出。这种付出使人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发生联想，会不住悚然叹息。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是反抗蒙古统治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毫无私心地用他新兴的武装力量，打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帝国。一三五八年，他于攻陷开封（河南开封）作为首都后，即向蒙古发动总攻，分三路进兵。东路由大将
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率领，攻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路兵团于扫了山东省蒙古人的势力后，直指大都（北京），
进到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
帖木儿，一个标准的亡国型君主，手足失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即汉人贺惟一）坚持固守。贵攻击不顺利，孤军不能久留，仍退回山东。西路兵团深入关中（陕西省中部）后，战败溃散。只北路兵团势如破竹，穿过山西，摧毁蒙古所有抵抗，攻陷开平。开平距作为首都的大都只二百八十公里，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南下攻大都，先行把蒙古大汗擒获。北路兵团没有这样做，却向东推进，攻陷辽（辽宁辽），进入高丽王国（朝鲜半岛），高丽向北路兵团投降。可是，这批所向无敌的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远征，军纪已全部败坏，引起高丽民人极大的痛恨。高丽有计划地出动大批女美，跟战士们交往
绵，男子们则乘机把他们的战马和武器藏匿。一切妥当后，发动反击，包括关先生在内，大部分被杀。只剩下万余人辗转险，逃回中国，又被盛怒等待他们的蒙古人，一网打尽。韩宋帝国三路出征，把自己的力量完全消耗。但蒙古帝国的墙基，却被掘空，只需要最后轻轻一推。
三明王朝兴起
对蒙古帝国最后一推的是朱元璋和他所建立的明帝国。
朱元璋是韩宋帝国的将领之一，他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他以一个儿孤，投入他故乡钟离（壕州·安徽凤
）皇觉寺当小和尚，供大和尚当役使。然而遍地混战又把庙院毁掉，他只好铤而走险，去当“盗匪”投奔变民领袖郭子兴。郭子兴欣赏他的才干，把好友的女儿马氏嫁给他，用他作自己的卫士，以后又任命他当军官，逐渐擢升到重要地位。韩宋帝国建立后，郭子兴这支武装力量即行归附。郭子兴不久逝世，韩宋府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当司令官（都元帅），朱元璋当副司令官（副都元帅），渡长江南征。朱元璋这时野心
，决定排除他的思主之子。在进攻集庆（江苏南京）时，朱元璋的好友陈野先叛变，把郭天叙杀掉。然后朱元璋再把陈野先杀掉。韩宋府政无法作深入地追究，只好任命朱元璋接任司令官兼江南省省长（江南行省平章事）。朱元璋攻陷集庆（江苏南京）后，改名应天，即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当时全国都在对蒙古人苦斗，只朱元璋不然，他的作战目标不是蒙古，而是中国人的其他抗力暴量。当韩宋帝国三路出兵向蒙古总攻的时候，朱元璋却在南方扩张——表面上看起来是韩宋帝国扩张。就在同时，立国十年的变民政权天完帝国内
。一三六○年，宰相陈友谅政变，把皇帝徐寿辉杀掉。陈友谅上台，改称陈汉帝国，建都武昌（湖北武汉）。驻扎在成都（四川成都）的天完大将明玉珍得到消息，宣布立独，于一三六二年，迁驻重庆（四川重庆），建立明夏帝国。至于早期起兵的李二，早已战死。而张士诚和方国珍，在接受蒙古元府政的官爵后，表面上臣服蒙古，实际上仍保持自己立独王国的割据局面。经过三十一年的改朝换代混战，胜利最后属于朱元璋。
一三六三年，朱元璋跟陈友谅在波
湖决战，陈友谅的运气太坏，当战斗正酣时，他从船舱中偶尔探头出来，竟被箭
死。儿子陈理年幼，不能统率他的部队，明年（一三四六），投降朱元璋。陈汉帝国立国五年而亡。一三六六年，韩宋帝国受到张士诚的攻击，宰相刘福通战死，皇帝韩林儿出奔滁州（安徽滁州）。朱元璋请求迁都到他所控制下的应天（江苏南京），并派军队前往奉
。一切仪式都十分隆重，充分显示一个将领对皇家的忠贞。然而，到了瓜步镇（江苏合六），登上长江的龙舟之后，奉的军队却把韩林儿推入长江溺死。韩宋帝国立国十二年而亡，它像蜡烛一样，毁灭了自己而照亮别人。朱元璋夺取了宝座后，于一三六八年即位，建立明王朝。——这是一个长命政权，长达二百九十四年。一三六七年，朱元璋兵团攻入平江（江苏苏州），张士诚被擒，送往应天，自缢而死。朱元璋另一兵团攻入浙江，方国珍投降。
一三六八年，距刘福通集结黄河劳工，反抗蒙古政暴已十七年，朱元璋才正式面对蒙古帝国。不过这时的蒙古，已不是十七年前的蒙古了，墙基已空。朱元璋兵团在大将徐达率领下北伐，进抵通州（北京通县），距大都（北京）二十公里。蒙古大汗
帖木儿再度手足失措，拒绝任何固守决战的建议，带着
子儿女和亲信大臣，向他祖先铁木真、忽必烈所来自的北方沙漠逃走。徐达比贵幸运，他轻而易举地克复大都（北京）。一三七一年，朱元璋兵团攻入四川，明夏帝国立国十年而亡。
一三八一年，蒙古在中国版图上最后一块领土云南，被朱元璋兵团夺取，镇守云南的亲王把匝刺瓦尔密，在逃亡途中杀自。蒙古人至此全部被逐出中国，蒙古帝国自上世纪（十三）一二四六年，迁都大都（北京），到一三八一年云南陷落，统治中国共一百一十八年，作了一百一十八年汉人的奴隶总管。
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接替元帝国的疆域，只漠北地区不包括在内，那里是蒙古帝国本土。明府政把全国划为下列的十五个行政区域：
本世纪（十四）内，明王朝首都设在应天（江苏南京）。下世纪（十五）一四二一年，迁都蒙古帝国故都大都改名的北平。即将应天改作南京，而将北平改名顺天，作为北京。从本世纪（十四）开始，中国地名变化较少，大多数保留到二十世纪。所以我们的夹注工作，也可大为减少。古地名是研究历史最大的烦恼之一，使人有一种悬空行走，无法足踏实地的感觉。本世纪（十四）之后，历史舞台因地名
习的缘故，似距离我们更近。四朱元璋的大杀屠
明府政统中一国，汉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府政，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
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中国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地合法杀屠，完全采用七世纪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
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干部不能并存。一三八○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参考来俊臣的《罗织经》，就可了解，当权人物决心除去某人时，自会“有人”告发他谋反）。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
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一三九○年，朱元璋的兽
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现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
，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七十七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
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三年后，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杀屠。“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立即逮捕下狱。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二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名《逆臣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杀屠的对氛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无到朱元璋的毒手。然而，这两次大杀屠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杀屠，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窜而死。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汪广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江广洋贬窜，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赐死。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教武士摔死阶下。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
，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运气最好，早早的就病死。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
。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给他，并命送鹅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本世纪（十四）最后三十年，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
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录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根据统计，央中
府政副部长以下和南直隶（江苏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作苦工的，每年都有数万人。而严厉的追缴赃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几全部破产。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死囚的财产不足以赔偿赃款时，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毁。如果仍不能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转存到另一家若干。辗转牵引，干里外素不相识之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
五人权的躏蹂
朱元璋无止境的杀屠，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杀屠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为反应。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南周王朝开国皇帝武(上明下空)的处境更为严重，也只个别打击。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
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然而，仅只杀屠，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
于此。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府政的无与伦比的罪恶。我们分下列三项，叙述这罪恶的内容。
一人权的躏蹂
二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三文化酱缸的加深
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
平民社会的本。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份身为
，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
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
我们先用下页表，说明明府政中刑事诉讼机构的地位和互相关系：
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民人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认为“三法司”是府政正规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
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下世纪（十五）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下下世纪（十六）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本已布满全国的秘密察警，遂互相
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
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央中监刑，其他府政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
，手执木。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扌卒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
出
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权的图画，朱元璋用它对付中国民人。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
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看起来很重，甚至血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英国于一百年前的上世纪（十三），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民人不得逮捕监
，而中国却出现诏狱和廷杖。六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明府政建立之初，仿效韩宋帝国，央中 府政设立下表所列的三个机构，作为中枢。由中书省首长，担任宰相，作为皇帝的助理。中书省内设立六部，负责全国行政。
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摆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府政，此后进入更绝对的专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资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大学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级三，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
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手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
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本世纪（十四）末年，朱元璋平均每
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内阁大学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学士都可签注意见，必须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学士毕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大学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一一签注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
面，大学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形膨
。而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府政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们可用下表显示明府政在下世纪（十五）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须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变为凡宦官都称太监。明府政的宦官组织，共有四十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司礼太监仅只是四十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大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根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注意见，他只有照办。到了以后，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
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中国人的不幸。
七大黑暗时代
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
。元纪前二世纪西汉府政罢黜家百，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终于淤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
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府政，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现在举出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无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试考（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试考（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央中级试考（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试考（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
，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试考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试考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下世纪（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的，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这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立独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
止立独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人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五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试考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
夜背诵。试考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试考再来。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
，即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的震惊。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如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明王朝统治阶层曾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
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巨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于是霎时间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人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欧洲历史正开快车，本世纪（十四）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大巨悲剧。
八靖难之役
本世纪（十四）最后第二年（一三九八），暴君朱元璋逝世。二十二岁的孙儿朱允炆位。
明王朝面临它的瓶颈。
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长子即皇太子（朱允炆的父亲），早死；另一幼子也早死。其他二十四个儿子，全都分封到各重要地区。这些亲王每人都拥有一万五千人左右的警备部队，称为“护卫”在北方边疆地带，共封有九个亲王。地方军事调动，都要先报请亲王核准，所以亲王又类似军区的太上司令官。朱元璋的目的是，用边疆诸亲王抵抗退出
外的蒙古人，用内地诸亲王镇民人对政暴的反抗。这种现象仿佛元纪前二世纪西汉王朝七国之
和元纪后三世纪晋王朝八王之发生前的形势，但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明王朝的亲王只有一万五千人的军权，对地方没有行政权和财政权。不过这已使少年皇帝朱允炆不安。朱允炆最亲信的大臣黄子澄、齐泰、方孝孺，一致主张迅速削藩。削藩，在任何时代都是正当的，一个正常的国家内不允许同时存在很多立独王国。可是有两件事朱允炆失于考虑，第一，当时请亲王并没有割据一方反抗央中的企图和迹象。诸亲王除了王府一万五千人警备部队外，对地方军队并不能直接掌握，还构不上立独王国的威胁。第二，黄子澄一批庸才，根本不懂政治，不是处理这种带有爆炸
事件的良好人选。朱允炆登极的当年（一三九八），刚把祖父朱元璋埋葬，就派遣军队奇袭开封（河南开封），把分封在开封的周王朱(木肃)逮捕，废为平民，贬谪到云南。这种像对付叛逆一样的发兵奇袭和废贬的严厉处分，使所有亲王大为震恐。明年（一三九九）“有人”告发分封在云南（云南昆明）的氓王朱(木便)有犯法的行为，朱允炆下令废朱(木便)为平民。不久，又“有人”告发分封在荆州（湖北江陵）的湘王朱柏也有不法的行为，朱柏得到消息，全家自焚而死。接着又“有人”告发分封在青州（山东青州）的齐王朱囗，朱允议下令废朱囗为平民。于是又“有人”告发分封在大同（山西大同）的代工朱桂，朱允炆下令把朱桂囚
高墙。亲王们在地方上种种暴行，都是事实。但朱允炆这种一连串暴风雨般的措施，暴
了他的目的并不是惩治不法，而且也超过了削藩的范围，分明是要消灭他的叔父一代。就在代王朱桂被囚高墙后，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分封在北平（北京）的燕王朱棣叛变，率军南下，宣称皇帝被好恶的高级官员包围蒙蔽，已不能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使职权，对这批
恶分子，必须肃清。这是有名的“靖难之役”即安靖内部灾难的军事行动。朱允炆对朱棣这种烈反应，并不认为太出意外。七国之终被削平的史迹，给朱允炆很大鼓励，他下令讨伐。当本世纪（十四）结束时，靖难军和央中军在黄河以北，进行猛烈战斗，互有胜负，没有人敢预测它的演变。
九东西方世界
一三○五年（蒙古帝国大汗海山，下令凡殴打喇嘛僧侣者断手的前三年），法国人克勒门五世，当选教皇，白罗马迁到亚威农，历时七十三年，世称“巴比仑之四”
一三二一年（蒙古十一任大汗硕德人刺即位的次年），意大利诗人但丁逝世。
一三三三年（蒙古十八任大汗
铁木儿即位），日本后醍醐天皇讨伐镰仓幕府，皇军攻陷镰仓，镰仓幕府终，共历时一百四十八年。一三三四年（
铁木儿即位的次年），日本皇军元帅足利尊，逐后醍醐天皇，另行拥立光明天皇，史称“北朝”后醍醐天皇奔吉野，史称“南朝”足利尊称征夷大将军，于平安（京都）设幕府，世称室町幕府（室町，足利尊宅名）。一三三七年（天完帝国建国前十四年），法王胖力六世宣布收回英王爱德华三世在法国分封的土地，爱德华三世也宣布自己是法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法遂向英宣战，战争延续一百一十七年，史称英法百年战争。
一三四七年（黄河掘出一只眼石人前四年），黑死病自亚洲随着商业路线，传入欧洲，三年内，英法人口死三分之一，百年战争为之停顿三年。
一三六○年（韩宋帝国建国第六年），英法百年战争第一次战役终，历时二十四年。英王放弃继承法国王位，法割若干土地与英。
一三六九年（明王朝建立第二年），（一）英法百年战争再起，法军进攻英国在法国的领土，英军节节失利。（二）蒙古帝国所属察合台汗国大将帖木儿，夺取汗位，建都撒马尔罕（乌孜别克撒马尔罕），史称帖木儿帝国。
一三九二年（蓝玉案大杀屠前一年），（一）日本南朝并入北朝，南北朝时代终，历时五十九年。（二）高丽王国政变，国王王瑶让位给他的大将李成桂，高丽王国亡。明年（一三九三），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王瑶忽然想起来向中国索取鸭绿江北岸，在四世纪末，那是被高句丽王国占领的一片土地。动员全军国队，分道并进。当军队发现是进攻中国时，大为惊恐。大将李成桂遂把王瑶逐下宝座。李成桂即位后，向中国上奏章谢罪，请求册封，中国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此事使我们回忆八世纪八十年代，回纥汗国所发生的同样政变，也由反对进攻中国而起）。
一三九五年（蓝玉案大杀屠后二年），英法百年战争第二次战役终，历时十九年。英国把在法国的封地，大部分割给法国。但英王娶法王的女儿当皇后。 n6zwW.c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