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25
至4月1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斯基向国际各支部宣告：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右倾始终都是主要危险。由于共产国际会议定的调子，便把反右倾机会主义模式化了，这给王明“左倾”路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由于国际形势大气候的影响，央中苏区于1931年8月，以共中 央中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定》，认为
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情绪。王明接手改造了央中领导机构之后，又向全国各地派出了央中代表，去执行国际共产组织的“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机关，排除异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9月20
共中
央中发布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
而产生的的紧急任务》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于11月1到5，在瑞金召开了央中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由央中代表团主持这次会议，在反右倾的前提下，同时批评了
泽东关于土地革命中的“农民战争论”、军事工作中的“游击主义”这是王明路线在央中苏区唱主角，也是开始夺取泽东领导权的第一步。在四中全会期间，为了避免
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的分裂，瞿秋白在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上承担了责任，要求退出政治局。在周恩来的去留问题上，也引起了一番争议，后来国际组织的代表米夫提出了“留周去瞿”的方针。到了1932年1月9
，共中临时央中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央中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临时央中首先致电周恩来，命令周准备行动起来。1月上旬，周恩来考虑到当时敌我双方的态势，回电临时央中，说明央中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央中分析了周恩来的建议后，又退了一步复电周：让他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根据这一指示，苏区央中局在瑞金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中的赣州，以便将央中苏区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中革委发出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1932年1月28
，海上爆发了著名的淞沪保卫战。1932年2月4
，根据中革委部署，红军3军团借国民淞沪抗战之机，围攻赣州。由于仓促应战，又加上红军的装备落后，
战几没有收获，于3月7撤围。1932年3月，3军团从赣州撤围之后，集结在赣县江口地区，周恩来到江口召开苏区央中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红军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应向北发展，并以红1、5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以3军团、红16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1932年3月30
，率东路军行动的泽东致电周恩来，提议东路军直下赣泉，方能调动敌人赢得战争，展开时局。并告以漳州易守难攻。1932年4月4
，共中
央中机关报《斗争》又发表了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内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篇文章，把内的正确思想以及对“左倾”冒险主义持怀疑抵制态度的同志，一概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号召全要加以最坚决无情的斗争。4月10
，红军东路军攻占龙岩。11，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通报战况和下一步行动说，龙岩胜利原因是为团结兵力，攻敌不备。4月14
，临时央中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部的信》，信中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各苏区面前主要的危险。4月20
，红军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歼灭守敌张贞部4个团，俘敌1000余人，22泽东给周恩来致电说：漳州大捷，达到了剪除粤敌一翼的目的，对整个时局影响很大。
1932年5月11
，苏区央中接到共中临时央中4月14给各苏区的信，经过讨论，决定接受央中的批评；周恩来起草决议承认苏区央中局自去年三次战争以来，对目前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央中苏区各级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临近省区的首先胜利。5月20
，临时央中再次给苏区央中局发出指示，对周恩来到苏区后的工作仍不满意，电文中说：“伍豪（周恩来）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到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没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目前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来发展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周恩来一时左右为难，他明知临时央中的决定是错误的，但他又不能不去执行。他在临时央中斥责和督促下，于5月30
在苏区央中机关刊物《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1932年5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在淞沪保卫战中表现得积极顽强的19路军进驻福州，粤军3个师开赴赣南，向于都窥进。
6月9
，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会剿”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计划，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后移兵央中苏区。6月下旬，临时央中与苏区央中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辖1、3、5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1932年6月25
，周恩来在瑞金召开苏区央中局会议，决定：在民人委员会下组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7月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央中
府政执行委员会决定周恩来任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劳动上的动员事宜”1932年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圩，击溃奥军15个团，央中苏区南部得到稳定。周恩来以央中局代表份身上前线，后方由任弼时代理央中局书记。周恩来于7月21
在信丰致电苏区央中并转项英，报告一方面军的情况，并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进，准备与敌作战。同
，临时央中发出了给苏区央中局及赣闽两省委的指示信，信中继续批评苏区红军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策略，没有积极地扩大苏区。央中苏区央中局（此时，任弼时为代理书记）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
周恩来不太同意，于7月25
，以泽东、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央中局，电文中说：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委一级，改设总政委为妥，即以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央中军委，关于行动方针，央中局代表有权决定。1932年7月29
，周恩来鉴于苏区央中局仍坚持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便在陈述信中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府政主席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而督促他改正错误…有泽东指挥，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考虑…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央中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整编，前方由周恩来、
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并随军行动。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
、朱、王，与在后方的苏区央中局发生了益严重的分歧，后方由于有临时央中的尚方宝剑，而不顾前方的实际困难，一味地督促前方进攻。又加此时，周、
、朱、王接到临时央中9月14转来的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失利的消息，并已撤离苏区的电报，复电鄂豫皖央中分局：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
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交通等，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分兵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并消灭敌人一点后，再迅速转到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9月23
，周、、朱、王致电苏区央中局并转临时央中，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的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反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9月25
，苏区央中局致电周、、朱、王，对他们的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安乐，
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人。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结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严重错误。周、
、朱、王立即致电央中局进行反驳，坚持原定作战计划。泽东一次次做说服工作，周、朱、王当时也积极支持泽东的主张。在这一矛盾过程中，周恩来强烈地感受到，
泽东在独撑央中苏区局面时，在执行央中的许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下，所运用的领导艺术。泽东要求主要负责人具有非凡的品格，有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有对构成政权、战争、社会生活的大巨综合体以及感受全局的敏锐仔细的观察能力。然而，央中苏区并没有对
泽东这一正确主张完全理解，于9月26，当即回电，回绝了周、、朱、王的建议，仍主张攻取一省或数省的既定目标。前线面对这样的指示，周、
、朱、王实在难以从命，他们只好按兵不动，用沉默对抗央中局的命令。9月29
，苏区央中局又致电周、、朱、王：9月治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央中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央中局全体会议。泽东终于意识别，此时已是黑云
顶，远远地已听到滚滚的雷声了。周恩来当然也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清楚，如果弄不好自己和
泽东有同时被革职的危险，如果他们两个人中能保留一个那是最好的结果。他力保泽东，所以他在会上发言说：泽东在前方对战争是有利的，他了解红军也了解地形，这都有利于军事指挥，为了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由我负责战争的全部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第二，就是由泽东同志全权指挥，我负责计划执行。这次紧急会议是针对
泽东而来的，周恩来这种提法显然不符合央中局的意愿，他刚一说完，马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此时的
泽东比任何人都要清醒，他知道，这次会议就是冲着他来的，既然没有希望使现实得到改变，还不如顺其自然为好。在别人发言时，他一句话也没说，坐在角落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烟雾在他周围弥漫。他下定决心后，把半截烟掐掉了，缓缓站起身说：既然央中局不信任我，我留在前方就不合适了。说到这他用眼角扫了一眼央中局的人，微微笑了一下道：我现在体身也不太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向央中局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你们同不同意，请组织决定吧。泽东说完这话，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奈。眼前这种态势下
勇退，也未必是件坏事，否则，后果也不一定会太好。说到这，他瞅了眼发呆的周恩来，他和周恩来的目光对视在一起时，他同样感受到了周恩来的无奈，那无奈中却是另一种忍耐。泽东讲完话并没有坐下，他推开身后的椅子，冷然地又说：也许大家当着我的面有许多话不好讲，那么，我现在退席了…不等别人有何反应，
泽东摆动着宽大的衣袖向外面走去。周恩来望着泽东消瘦的背影，心里一时翻涌起不可名状的情绪。央中局召开的宁都紧急会议，终于达到了预期目的：
泽东被解除了军职，离开了他创建的红军。那一刻，
泽东推开椅子向门口走去，表面是平静的，其实内心是矛盾的、痛苦的，让他离开红军，这份失落感是无法诉说，也是无法形容的。泽东一步步地向门外走去，他觉得腿双是那么沉重，时间是那么悠长，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他才走完了那几步路。据史料记载：
宁都会议之后，10月26
，共中临时央中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项英、顾作霖曾找周恩来谈话，批评他在与
的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的斗争战线。周恩来明确表示，他不能同意这种批评。
11月12
周恩来与在后方的央中局成员分别致电临时央中，报告宁都会议经过与争论情况。后方央中局成员认为：
这次会议是开展了央中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了迁就和平状态。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的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没有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央中指示，并且，不给
泽东的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周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中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并加以克服。周恩来则在电中表示：
承认我在会议中对
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的，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没商量好，致会议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临时央中复电：
肯定周恩来是正确的，指责周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就这样，
泽东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夕，被解除了军职。泽东从此开始了对他来说既是紧张又是痛苦的思索。几次到于都搞的社会调查，其实也都是为他思索中的问题找到一个旁证。这种思索使他更加成
起来，于是才有了西征以后那个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在
泽东意失的时候，唯一体贴他安慰他的便是贺子珍了。以前泽东忙碌的时候，他一直遵守着只有星期六才和贺子珍见面的规距，许多红军领导人，当时在苏区都尊重这条不成文的纪律。那时泽东虽然意失，但与贺子珍的爱情却是美好的。贺子珍相貌隽秀，有点脾气，是个热情奔放的革命者，长征开始时，她24岁，她与
泽东在井冈山相会时仅十七八岁。贺子珍并非
泽东的原配夫人，的父亲曾强他在15岁时就娶了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媳妇。他顺从地按礼仪拜了堂，但是拒绝接触那个年轻女人，她的名字未透
过（因为这是一次没有圆房的婚姻）。贺子珍也不是
泽东的第一个爱人，他的第一个爱人和第一位真正的
子是他老师的女儿。这位老师便是杨昌济教授，泽东跟随他到了北京。在北京泽东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也热烈地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是个身材苗条，才华出众的女子，比泽东小8岁，她立志献身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并携手合作。泽东和杨开慧对传统婚姻的反抗是采取的“浪漫结合”方式，他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1922年出生的岸英是一位才貌双全的青年，1950年在朝鲜战场被一颗国美炸弹炸死。1923年出生的岸青，一直生活在北京，已与一位叫邵华的女士结了婚。1927年，
泽东举行秋收起义的时候，把杨开慧留在了长沙，从此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1930年10月，开慧住在长沙东郊时遭国民逮捕。她和长子岸英一起被关进了监狱。国民企图让她背弃泽东。她拒绝了，于是便遭到了酷刑。她于1930年11月14在长沙浏
门外被刑警处决。一个名叫陈玉庭的护士把
岸英带回了家。泽东的妹妹泽建（实际上是堂妹）是地下工作者，她比开慧被捕得早，于1929年8月20在衡山被杀害。她们两人的死互相是没有联系的，但两人都与泽东有关系。泽东在同开慧离别之前的几年里已经难得同她见面。他们常常在不同地方担任工作。离别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杨开慧的思念益深切，1957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蝶恋花》的悼念开慧的诗词：“我失骄杨…”1927年，
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相遇。她是刚从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优秀生，身材苗条，充满活力。她在加入井冈山的红军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农民秋收起义中作过战。…贺子珍是在8月15中秋节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给她起了一个娇滴滴的、富有诗意的名字“桂圆”在中国南方，桂是8月的意思，而桂圆即龙眼，与荔枝差不多的一种水果。她长大成人后，觉得桂圆这个名字“太软绵绵了”便改为子珍，意为珍贵的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可算是永新城里的一位美人，白
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活泼热情，又娴熟诗书。她是学校里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女子之一，她领导同学剪去长辫，推倒了庙宇神龛里的菩萨，她高昂圆润的声音和善于表演的才能更使全县的人望尘莫及。她是永新县中遭国民通缉的首批人员之一。1927年1月27她参与领导了三个县的起义，使监
在狱中等待处决的28名共产员得救。贺子珍他们起义时仅有几支老式步
，但是他们闹得满城风雨，终于取得了胜利。贺子珍随
泽东上山不久，便从事敌后的危险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装成奄奄一息的病妇，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把遭伏击的泽东和朱德救了出来。她跳上一匹马，双手各握一支手，一口气奔驰了十几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泽东和朱德得以
险。像这样的事迹很快使贺子珍在游击队中出了名，在井冈山早期斗争中，贺子珍和那些男人一样并肩作战。
泽东和贺子珍在1927年相遇不久，就在井冈山共同生活，但是直到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他们才算正式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出生于福建边界地区。1929年7月至10月，泽东身患疟疾，在福建、江西
界处的一座山上养病。此后，贺子珍一直工作在
泽东的身边，她给他充当女秘书。贺子珍知道意失后的
泽东痛苦在哪里，在这种时候，说更多的话是没有用的，她只想在生活上照料好泽东。她想方设法地给
泽东做他爱吃的湖南菜，可泽东的食欲并不好，每次吃饭时，只是夸奖几句贺子珍做菜的手艺。贺子珍看着
渐消瘦下去的泽东，才真正明白“心病难医”这句古话。贺子珍虽然知道自己医不了
泽东的“病”但她作为一个女人知道怎样去关怀、照顾一个男人。泽东爱吃炒黄豆，她总是想方设法到老乡家去买黄豆。每天晚上
泽东失眠时，她总是把一小袋炒黄豆
过去，泽东抓过炒黄豆，有声有
地嚼着。贺子珍躺在泽东身边，听着泽东
足的咀嚼声，暗暗地吁了口长气。她知道，泽东用不了多久就会在咀嚼中睡去。炒黄豆成了泽东的催眠剂。在那等待徬徨的日子里，贺子珍的心一天也没有轻松过。
她相信
泽东是正确的，红军的劫难也是暂时的。在那些日子里，
泽东也只有走进家门，看一眼贺子珍温馨的微笑，他的心才放宽一些。他时常久久地凝视着贺子珍的脸，一直到贺子珍羞怯地低下头。这时泽东就孩子似的说：子珍，你还是那么年轻。泽东说这话时，贺子珍的眼泪差点落下来，她明白，这是泽东在宽她的心。每每这时，她也总是深情地望一眼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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