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个作家介绍同时代的文学， 偏颇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任那些评论者
（尤其是作专家态的外国评论者）东一竿子西一
子地介绍，文学创作的实真又几乎只能被座灭。中国这个大巨古老的存在，在20世纪末正面临着再生与衰灭的大关
口；无论大势如何，在这样的时代里，文学的醒目是必然的。日本有的学人认为：
中国无文学。这种观点唯一还能被容忍的一点地方，是这种观点排斥着一种政治
过强的文学（尽管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几乎都把中国小说当政治入门书读）
——然而，文学是极其自由的形式；中国文学该怎样写，只可能由中国作家们自己
决定。无论形式变成怎样一副形象，形式本身就蕴含着规律。
这样看来，由我介绍，也许比由某些“专家”介绍更好些。
1979年前后出现的一批文学作品，今天回味起来都很幼稚，甚至都（不是全部，
当时也有相当老辣的作品）有一点中学作文味。比如王蒙的《最宝贵的》，直
、过短、真诚；几乎等于一句话：“人不能告密”再如卢华新的《伤痕》，肤浅、
媚俗，从小市民的流行观点解释中国官僚体制及其命运的大命题。同期的民间刊物
除了政治上与形式上的勇气多一些之外，大多也是一些相当概念化的作品，如《在
社会的档案里》。
但是，70年代末叶这一期小花朵，都共同具备着一种动人的东西，真挚、不安，
等待着时代给自己以爱。而且，其中一部分作者迅速地向文学意味倾斜。向着艺术
的道路在那几年里很简单地被打通了。
那时的“时代”至今令人怀念。那是一个全民读小说的特殊时代。中国人的文
学热情畸型而感人。每一位在当时发表了好作品（或者是较好的中学生作文）的作
者，至今都可以以名家自居，让后
发表了优秀得多的作品但总吸引不了公众视线的新秀们嫉妒不已。
同时，对西方文学的注重也迅速展开了。在无人知晓之间，中国作家中出现了
两种
：一是在各种领域里掀起波澜“干预生活”触及政治的政治社会类作家。他们的特征是在体制之中小规模地揭
黑暗面，丧失的是深度和艺术。二是感受着西方艺术的滋味，开创形式，注重语言，企图寻找真正的艺术真谛的现代派
作家。这一批人蔑视或摒弃体制本身，但是有相当一些参加者仅仅是现代派而并非
掌握着现代主义。
两道大
，一直影响到今天。可以预言，20世纪最后这几年里，中国文学仍然处于上述两种倾向的分裂和继承之中。
80年代并没有给中国文学带来黄金时代。有些论者说，80年代出现了超过三四
十年代的文学繁荣，这是阿谀之辞。
但是80年代的中国文学令人眼花缭
。在小说领域，最初是“意识
”以及形式本身对于故事小说的冲击。新诗则被称为“朦胧诗”；——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初，民间刊物与一般公办刊物之间
区别在减少，原民间刊物的作者们也成了公办刊物的索稿对象。
这个时期的例子举不胜举。前述“政治社会派”作家们一再制造话题，他们始
终聚集着社会上的议论。年轻的仿效者层出不穷，但是都很难在这个时期里取得文
学界的统治地位。
似乎有一种默契：在中国的出版界和优秀作家之间，不成文地存在着一种心情：
摸索可行而且能存留后世的道路。因此，文学界更受青睐的，也许是创造了新体裁
的作家；而并不是趣味在新
区的作家。这种现象，不仅仅与中国文化界的理解存在距离，更与外国的所谓中国文学研究大相径庭。
前一类作家，从《人妖之间》到《第二种忠诚》，篇篇都表现出一种
进。土气些的李存葆，从《高山下的花环》到《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在立正敬礼
的姿势下为民请命。后来，这一传统又被一支庞大的报告文学大军继承；村村点火，
处处冒烟——仿佛一个从未被人描写过的中国在他们笔下清晰了，仿佛一条从来不
敢相信的希望也从他们笔下诞生了。
后一类作家掀起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热”不是由学术界，不是由理论
界，更不是由文学评论界，重要的是由作家们首先提出了“文化”这一概念或命题，
并使之一下子动耸了视听。后
出现的风俗画、民俗电影，包括俗不可耐的流行歌曲“西北风” ， 都起源于80年代中国小说作家在探索中涉及的文化讨论。外国的
“研究者”们根本没有同级的修养，所以他们只能哄而论之，用“寻
”这种浅显词汇来瞎子摸象。
与此前后，出现了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归去、来》、莫言的《红高梁》、
昌耀的长诗《慈航》、王安忆的涉及
主题的新作和扎西达娃的“西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还有不能概括的作家和作品，也几乎都在80年代出现了。
举三个不甚适当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一种现状：这种状况就是——中国当代
文学刚刚摆
了当代西方文艺思的左右，开始有了自己把握自己形式的力量。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莫言的《红高梁》、余华的《现实一种》，可以构成
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对比组合。
王蒙的作品是迄今为止对中国传统最深刻有味的一次刻画。人人有感而人人难
为——王作恰恰正是这把解剖刀。小说冷酷地、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中国文明早已开
始的末世相，而且刀尖指向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早期的真诚被成
的戏闹篇幅隐蔽净尽，读着人感到心惊
跳——将来怎样呢？作品并不关心这个老问号，它尽管完成了这个大手术。
莫言的作品，其经典在于，它使穷乡僻壤的读书人，振奋，并知道了自己家乡、
土语、土味十足的传说的魅力。它无穷无尽地倾泻着一种“乡村知识”强有力地
战胜了学院派。全文神神鬼鬼，虚虚实实，在诡异的用词中创造了一种恶意十足的
辉煌。
余华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回答了人们对“年轻人”的怀疑。由于它和它的一大批
姊妹篇，人们发现年轻人更老辣、更“坏”、更成
。这种成意味很深；它们否定的东西是全面的，不仅对于父兄文化传统，既使对于真善美等老生常谈，它们
的否定也一样地无情、冷漠、恶毒。但它们拥有着某种捉摸不定的真理，读者可以
不相信它或对它反感，但也会发现它非常酷似一种中介的桥梁。
——这3个不适当的例子， 都拥有与西方文学关系不太大、唯届作家自己的形
式及语言。仅仅就这个意义来说，我认为它们虽然不一定是当代世界文学中美好的
作品，但确实是当代世界文学中高水平的作品。
当然， 我举出的这3个例子都不用于政治社会派。而且我也没有说我多么尊崇
和喜爱这3篇小说。 我只是想说：如此拥有着私人的形式和语言系统，已经意味着
伟大的文学正在迫近——没有明天和今天的界限；那伟大的文学之
的头，昨天就已经来临了。
今天尚不是对上述两类（艺术与社会，或者有更多类）文学一言论定的时候。
追求艺术
的作家与追求社会的作家之间，虽然文人相厌，但是尚不能说一种追求已经
倒了、或者是优于另一种。但是今天可以对把中国文学当政治小册子读的研究者（特别是国外研究者）下结论——他们的忙到今天的日子和所谓研究几乎是
毫无意义的；因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从他们的印刷垃圾中产生过。相反，
指导过中国文学界、 文化界和思想界的几次理论——如李陀、刘心武、冯骥才3人
关于观代派的讨论；如王蒙关于作家的非学者化倾向的讨论；如韩少功关于楚文化、
文学的
的散文而引起的文化讨论——都是由作家提出并普及向世界的。对中国当代文学前途的判断，又决不应是模棱两可的。我本人属于、也认为应
当寻求真正具备艺术意味的文学。未来总会洗刷今天，值得珍视的只是人的心情。
当年的《伤痕》式的浅薄解说，早就被严峻的实真粉碎了。艺术即规避；选择了文
学就意味着选择了比政治更原初、更私人、更永恒的道路。
80年代末，对拉丁美洲小说新
的关心也终于收场了。也许，中国当代文学就这样迅速而不为人察觉地、在短短十几年中完成了准备阶段。80年代末期新出现的
作家，已经不太带有西方文学模仿者的烙印。90年代将仅仅是一个大巨的文学高xdx
的胎盘。
在日本，我从未见过一个热爱中国当代文学的留学生。
也许他们认为日本既然是经济大国，便一定也是文学大国吧。而自己的祖国，
既然如此江河
下，那么也无须再说什么文学了。不知道究竟是中国可悲，抑或是中国作家可悲，或者是中国读者可悲。
但是，中国人正感受着现世人类很难感受的内容。不仅仅是历史的沉重感，包
括生活的丰富感，也许恰治在这时正独惠于中国人。我猜，真正的世纪末和我们憧
憬的新世纪之间，应该并不存在一道墙。也许人有了钱确实能获得一切。但是有的
东西，恰恰会因为人有了钱，便永远也得不到了。
在黑暗中，久久麻木的感情有时会变成一种触角。在这茫茫的混沌中，有一阵
微弱的喧嚣正在
近——只要你尚能使用心灵，你就会感觉到。它清晰可触，似有似无，等待着你。
那就是大时代的初声。那是死灭与再生
替时分的音响，是新世纪的珠般的信号。
不能就这样让生计消灭心的感
。在这样的前夜，旅人正在整装起步。下一次将出现的是不能归类的作家，以及
他们的生涯故事和不朽作品。那将是中文，神秘的四方形图案；它将改变这近百年
的陋习
人学习，因为唯有它拥有着承载如此一个世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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