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父亲蹲牛棚
这年头回忆牛棚的文章似乎很时髦。蹲过牛棚成了一种光荣经历,就像改革开放以前回忆自己帮老地主放过牛,给大掌柜织过布,被伪保长抓过丁一样。回忆的内容是痛苦,但回忆者的姿态是自豪。因了这自豪,他便有了论断历史的资格。他们常常说:“你没有蹲过牛棚,你懂什么是“文革”?你那时还是小孩子,我才是真正经历过“文革”的。”于是从回忆牛棚的文章里我们明白了,蹲过牛棚者都是好人。蹲牛棚第一等于有学问、有文化、有功劳、有贡献,是那时的“四有新人”第二等于有道德、有勇气、有人品,不然为什么受到如此残酷的害迫呢?逻辑是很清楚的,坏人说我是坏人嘛,那么我就一定是大好人。这一点似乎比“文革”时进步了,因为“文革”时认为,你虽然蹲过日本鬼子国民
的监狱,但不等于就是共产
,你也可能是因为偷
摸狗
少女之类才蹲监狱的,甭企图鱼目混珠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大肚子老干部。况且就算你真的由于抗
爱国而蹲监狱,你也可能叛变投敌,反过来杀屠革命同志,比敌人还凶残十倍啊!凭什么蹲过几天监狱就向民人要求这索取那的,四万万民人受了那么多苦,他们向谁显摆、向谁索取去!
我讲这一番
怪气的话,并不是要说蹲牛棚者都是罪有应得。我知道他们中很多是冤枉的,还有一部分确实跟极左势力进行了斗争。我想提醒的是,大凡一件事成了时髦,就难免有假冒伪劣跟着起哄。就像我小时候,连老地主都企图忆苦思甜,那一桩桩“血泪史”里面有多少水分?我们有过这方面太多的经验,今天不应该重蹈覆辙。现在的学生,以为牛棚是比监狱还可怕的地方,里面天天是杀人、杀自、拷打、饿饭。这样的牛棚固然也是有的,但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而且“文革”的前中后期也颇不一样。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应该勇于回忆那些对自己现在处境不利的往事,如同真正的学者,不能隐瞒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材料。一切隐瞒都是要遭到历史的报应的。“牛棚”问题也是如此,不要戏剧化,神秘化。在回忆知识分子受苦的文字里,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和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的写作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它们有立场,但是不夸大;有幽默,但是不歪曲。任何人的回忆都难免主观
,但只要心态端正了,不是企图去分一杯权力之羹或是妄想成为“历史问题决议”那么那个主观
本身也就容易成为客观
了。
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也来打个秋风,回忆一下我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我先声明,我回忆的“牛棚”可能是全国情况最好的“牛棚”完全没有那些凶巴巴、血淋淋的场面。我不敢以这个“牛棚”代表全国的“牛棚”正如我反对用个别人的“文革”代表7亿民人的“文革”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回忆,您可以否认我说的地方是“牛棚”专门把“牛棚”定义为殴打杀屠知识分子的特别监狱好了。
“文革”时我的确是小孩子。我1964年出生,尽管早慧,两岁以后的事基本都记得,但也不过是记忆力强而已,当时的判断力是没有的。我一生都喜欢不加判断地记住尽可能多的东西,需要判断时再判断。因为判断不是永恒的,记住的却是真东西。相比于用兵一时,我更喜欢养兵千
。
大概是1970年左右,我五六岁的时候,反正是我上小学之前、我妹妹出生之前、林彪摔死之前,我的小人书不到100册之前,我有了一次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那时不知道“牛棚”这个词,这个词分明是南方来的。我们北方牲口的寓所一般不叫“棚”都叫“圈”有马圈、牛圈、羊圈、
圈。老舍《四世同堂》的实真故事地点就叫“小羊圈胡同”南方朋友经常攻击我们北方人的“普通话话语霸权”其实我们
收了大量的南方词汇,泰山不辞土壤,沧海不捐细
,这点霸权来得容易么?比如现在我也觉得“牛棚”这个词很好,显得比“牛圈”更简陋更恶劣,更能突出“四人帮”对自由主义英雄的害迫,所以我就用“牛棚”
事实上直到以后,我才听说世上有“牛棚”这东西。后来就越听越可怕,好像是纳粹的集中营,有过一阵切齿痛恨的时期。再后来弄明白,他们说的“牛棚”并不是本名,原来是个比喻,而且是局部地区的比喻扩大到全国,也就是“话语霸权”指的就是“文革”中各单位强迫“牛鬼蛇神”和其他有问题的人员集中接受思想改造包括劳动改造的临时
管理场所,当时多数叫“学习班”这么一来就想到,那东西咱不陌生啊,小时候经常看见,邻居们很多去过,本少爷还亲自驻扎过呢。
记得是一个碧蓝碧蓝的下午,父亲没有在外面喝酒就回了家。他不喝酒时非常英俊,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一看就是当过解放军下级军官的那种英武气质,比孙道临、王心刚、于洋都漂亮。我的小朋友们经常到我家瞻仰我父亲的戎装照、摩抚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带来的东西。那天父亲跟母亲商量了一些什么,我在外面跟小朋友玩“打击侵略者”没注意。但我知道父亲有件不痛快的事,就是厂子里有人告他是假
员。父亲是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入的
,二十多年了,审查
员时,他找不到当初的介绍人。他是个懒惰的酒鬼,一年也写不了两封信,因为文化低,在部队里上不去,早早转了业,跟老战友联系甚少。他这时当一个车间主任,不巴结领导,却经常跟落后工人喝酒。特别是他在厂子里动不动就摆老资格,说老子是抗
战争参加革命的,把厂子里的领导都骂遍了。这回好了,人家抓住他的把柄,狠狠给他穿了一回小鞋。不过我觉得,一个人天天说自己是老革命,把
的领导都骂尽,可是一审查他的
员资历时,他却连自己的入
介绍人都说不清楚,那么这个人是应该收拾收拾,起码应该帮助他找到自己的介绍人。不然,
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我父亲仗着自己的老资格和做人正直,骂了领导一辈子,领导也经常给他穿小鞋。但是说到“害迫”那是没有的,毕竟是工人阶级的领导。他们厂历任大小领导,全都来我家拜访过,被我父亲强迫喝上一口糠麸酒,咽下一口什锦菜,然后脸红而去。在那时看来,这就算“败腐”了。
父亲因为资格“老”在“文革”初期就被揪斗过。说是“蹶了一宿”就是被强迫弯
接受批斗一晚上的意思。不过到
的“九大”以后,人们的心理上普遍认为“文革”已经过去了。大人们经常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如何如何,我父亲就
着一口鲁南话,经常骂“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主要是骂“打砸抢”和不孝敬父母、不尊敬老师。我们直到宣布“文革”正式结束,才知道:哦,刚才还是“文化大革命”哪。到1970年前后,我个人感觉是物质精神生活都很正常,包括父母经常参加什么学习,我认为,谁学习都是应当的,不学习,还是个人吗?
可是这天父母的神情仿佛有点怪。他们告诉我,父亲明天要去参加一个学习班,要住在那里。我听了就有点羡慕,我一辈子喜欢吃别人家饭、住别人家
、听别人家话、给别人家干活——天生的无产阶级的命。所以次
早上父亲出门时,我要跟他去。父亲在楼门口抱了我一会儿,放下走了,我又追上去,父亲又抱起我。我从小性格与父母不合,父母经常打我,特别是四五岁后,抱我很少。所以这个场面我记得非常清楚,连同那高远晴朗的天空和楼里各家炒菜的香味。我长大后经常想到他们对我温情的一面,也就原谅了他们对我的无理殴打。这时母亲唤我回去,父亲却说就让这王八蛋跟我去吧。于是我就这样跟父亲来到了“学习班”
那时的“学习班”就是各单位专门成立的对有错误、有问题的人员进行强制
思想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内部清理机构。一般不许回家和自由出入,不许随便对外联络。至于时期长短、具体规则,那是百花齐放。据说有的学习班如同拘留所,学员如同犯人,挨打受骂。而有的学习班则如同养老院,美食终
,读读报纸,大概跟国美拳王泰森蹲的监狱差不多。泰森如果描写国美监狱,肯定跟非法移民入狱者大不相同。
我父亲去的这个学习班是哈尔滨市商业局系统的一个大班,学员有好几百。学习地点是在一个大学,好像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师范大学)。报到时要
几块钱伙食费和几斤粮票,这有点象征
,实际吃的东西价值远远超过这些。报到后发现许多叔叔阿姨我都认识,包括父亲厂子的一些
员干部。他们看我来了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有两下子”其他单位也有带小孩来的,但都没
打采的,可能不是自愿来的。然后是分配房间,8人一屋,很大,有20平米。小孩跟大人一张
。房间非常干净,我觉得像旅店,现在想想,那是学生宿舍。
以后我就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日子。每天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天天有
有细粮,而且花样很多。我家当时只我一个孩子,生活是那一带比较好的,但因为开支无计划,父亲总在外面大吃大喝,所以一般礼拜天才吃
,米面也不能天天吃。这个学习班里,吃饭时8个人一桌,早上是馒头、烧饼、玉米粥,四盘素菜,两小碟咸菜。中午和晚上是馒头、发糕、油饼、花卷、米饭、面条轮换,六到八盘热菜,荤素各半。有时也吃窝头或饺子、包子,吃窝头时就配大米粥,吃饺子、包子时就不给菜,但酱油醋和大蒜随便吃。父亲提醒我不要多夹
,要把
留给别人。可是别人经常把
夹给我。我在这儿倒是学会了集体生活的一些规矩。父亲在部队生活多年,对这种大锅饭十分习惯。他给大家讲了很多部队上吃饭的趣谈。比如怎样能够多吃到饭?你如果盛一大碗饭,以为很多,可是等你吃完再去盛时,饭桶里已经没有了。聪明的人应该先盛半碗,比别人先吃完,再去盛一大碗。不过父亲对这里的伙食似乎不太满意,因为没有酒。后来他和几个酒鬼叔叔还是不知从哪儿弄到酒,喝了好几次。
吃饭之外就是学习。每天上午集中学习,经常是个什么领导作报告或是请个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家记录。我父亲是私塾出身,字写得很好。他常常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这些个中学生,那个字儿写得个
呀!哪有我写得好哇!”我总想说他污蔑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自己的字儿就写得狗
一般,只好任他污蔑。他们总让我溜出去玩儿,但我不愿意跟那几个孩子一块玩儿,半懂不懂地跟大人们一起听着。那种严肃的、有点枯燥、有点凉意的气氛,我感觉
好,觉得世界很干净,自己和大家都很干净。
下午是分组讨论,主要是读报纸和发言。读报时,他们经常让我读标题和第一段,然后夸我道:“还没上学呢,真他妈灵!我那儿子,狗
!”我想起这些情景,看看我现在的儿子,一天认不了两个半字儿,他那糊涂妈妈还夸他灵,我说:“狗
!把他爹气死!”他妈就说:“对,把他狗
爹气死!”读完报就挨个发言。有的空口说,有的对着小本子说,有的写了密密麻麻几大张纸照着念。有的在发言前先背诵几句
主席语录,发言后喊几句口号。其实那会儿没人要求这样做,并不像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里那么夸张恐怖。但这是一种时髦,不是每个人都能根据发言内容找到恰如其分的语录和口号的。我对有个性的东西记得最牢。有一个叔叔检讨他为什么打老婆时,先背诵“时代不同了,女男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妇女能顶半边天。”最后喊的口号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都跟女人有关系,但我在一旁想,你老婆又不是刘胡兰,怎么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你老婆要是刘胡兰,你还敢打?还有,我父亲在家里也打老婆打孩子,怎么不检讨?他检讨的是在单位胡乱骂人的问题。我觉得我父亲应该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五项注意:“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但我父亲什么也不背,他发言很长又很自然,很有首长风度,不时夹着一些山东
话,这是在部队锻炼出来的本事。我想,父亲这样的人,部队如果送他们去上大学,一定会成为大能人的。结果他怀才不遇,在喝酒骂人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父亲检讨的是骂人问题,但一边检讨一边还在不知不觉地骂,特别是“他妈的”出现频率很高,别人常常大笑,说老孔你检讨个
呀,越检讨越罪大恶极。父亲说“我他
的莫办法呀,谁他妈的乐意骂人啊?你妈了巴子的老实听着就完了,故意找他娘的什么毛病啊!”大家都喜欢找到一些花絮来岔开话题,使讨论中断,这等于是精神休息。讨论基本是严肃认真的,但也穿
着嬉笑怒骂,包括女男之间开玩笑,有一次几位阿姨还拿着报纸把男人们一通
打。
讨论的主题一般是上午规定的,但他们有时也即兴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比如一次他们讨论“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什么意思。就是妇女也不能在家里闲呆着,要出来帮忙顶半拉天。一个阿姨说:“能顶半边天就是一家一半的意思,我半拉,你半拉,啥时候你们顶过整个的天啦?叔叔说,这不明摆着,你们没有我们有劲儿,我吃4个馒头,你吃两个,我扛100斤大米,你扛50,这不就是说,我们是整个的,你们是半拉的吗?阿姨说,你可真敢腆着脸胡说啊!我生了4个孩子,你生几个?叔叔说,你甭吓唬我,你生100个也好,请问,没有我,你咋生!众人大笑,那阿姨抄起大围脖就扑过去,把那叔叔
得东躲西藏,说好好,干脆整个天都让你们顶,我们啥也不干行了吧?阿姨说不行,就得一家一半,谁也不许偷懒。打闹了半天,还是没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
晚上是自由活动,有时看电影、演出什么的。有的人下棋,有的人打篮球,最多的是打扑克。也有人找借口请假回家。其实也没有人真的看管,散步几个小时都没人知道,可大家都很自觉,出去一律请假。看电影演出之前要集体唱歌,他们有时不爱唱,就让我们几个小孩上台去唱,或者让我唱样板戏、背诵
主席语录。我那时还不能把样板戏全本唱下来,但主要的唱段都没问题。只是嗓子还没发育,唱什么都是娃娃腔。
主席语录除了老三篇以外,短的能背百十段,常用的、报纸上登过的都会。他们喜欢随便说一句,然后我应声接下去,对答如
,百无一失。所以后来我在整个商业局都有了名,我父亲一去局里开会,别人就问:“孔胖子,你儿子又读什么长篇小说啦?”我偶尔也感到,他们是利用我来解闷,所以我有时拒绝表演。但我通常不觉得在无损自己尊严的情况下为别人解闷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几百人每天不劳动,不上班,过着吃、睡、听、说、读、写、看、玩的生活。这跟上大学有什么区别?的确,这些学员都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但看他们的样子,并不特别沉重,似乎这是人生理所当然的一道程序。也许是我太小,看不出他们心里的痛苦吧。我只能说从生活表面上,他们过得比平时要舒服和滋润多了。没有人埋怨这学习班,没有人盼着早结束,不敢说他们是自动受
,但起码是随遇而安。
我回忆的这个“牛棚”太不像“牛棚”了,倒像是一个夏令营。我对那些遭受过“牛棚”之苦的前辈表示真诚的不安和歉疚。今天想来,我看到的可能都是好的一面,带有小孩子的片面
。那个学习班对大人来说,一定是不自由的,被歧视的,可能还有被迫说假话的一面。用这样的方式处理“民人内部矛盾”可能是不大合适的。但我们对那些有着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人,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合适的方式呢?难道说一个人、特别是
员干部,还有学阀、“权威”只要不犯法,就谁也不能管他了吗?之所以发生许多不合人道的“牛棚”事件,与群众心里长期积
的愤怒有没有关系?我想,为了避免“牛棚”悲剧的重演,我们首先应当从个案出发去研究“牛棚”产生的原因,并且不要出于个人义愤把“牛棚”“妖魔化”把“牛棚”简单地视为一种荒诞的奇观。要承认“文革”中并不是那么一片漆黑,天天水深火热。“左派”、“右派”都不要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文革”观,要尊重别人的伤痛或是欢乐。完全不承认蹲过“牛棚”者也有错误、不承认有些人确实应该受到群众的批判,或者以蹲过“牛棚”为理由向民人反攻倒算,这不但可惜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等于是正在为新的牛棚准备奠基礼。
我怕得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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