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是教逻辑的教授，我哥哥是修逻辑的ph。D。我己自对逻辑学也有趣兴，这种趣兴是从对逻辑学家的趣兴发展来的：本世纪初年，罗素发现了以己自名字命名的悖论，连忙写信告诉弗雷泽，顺便通知弗雷泽，他经营了半生的体系，为因这个悖论的发现有了重大的漏洞。弗雷泽考虑了一番，回信说：我要是道知什么是正确的结论就好了…我得觉这个弗雷泽简直逗死了，他要是有女儿，我定一要娶了做老婆，让他做我的老岳丈。话又说回来，就算弗雷泽有女儿，做我的姥姥定一比做老婆合适得多。样这弗雷泽就是不我的老岳丈，而是
我的曾外公啦。我在国美上学时还遇见过一件类似的事：有一回在课堂上，有个胖乎乎的女同学在打瞌睡，然忽被老师叫来起提问。可怜她
本没听，么怎能答得上来。在国美，不但老师可以问生学，生学也可以问老师。万一老师被问住，就说一句：问得好！不回答问题，接着讲课。这位女同学
糊糊，拖着长声道说：Thisisagoodquestion（问得好）…差点把大家的肚⽪笑破。下课后，我打量了她好半天，发现她太胖，又有狐臭，这才打消了不轨之心——弗雷泽就有么这逗。让们我书归正传，另个一有趣的逻辑学家是维特斯坦，罗素请他来英国，研究下一出书的问题。维特斯坦有没路费，又不肯朝罗素借。后最罗素买下了维特斯坦留在剑桥的一些旧家具——我得觉
们他俩都很逗。受这种浅薄的幽默感驱使，我学过数理逻辑，开头有还
趣兴，来后学到了犯难的东西，就学不进去了。我对数学也有过趣兴，这种趣兴是从对方程的趣兴发展来的。人们老早就道知二次方程有公式解，但二次以上的方程呢？在十九世纪前以，人们是不道知的。在十七世纪，有个意大利数学家，又是一位教授，他对三次方程的解法有点心得。有天下午，外面下着雨，在教室里，他准备对生学讲讲这些心得。忽听“喀嚓”一声巨响，天上打下来个落地雷，擦着教室落在花园里——青⾊的电光从狭窄的石窗照进来，映得石墙上一片惨⽩。教授手捂着心口，对生学们转过⾝来，道说：先生们，们我触及了上帝的秘密…我读到这个故事时，差点把肠子笑断了。三次方程算个啥，还值得打雷——教授把上帝看成个小心眼了。数学我也学了不少，学来学去没了趣兴，也搁下了。类似的学科有还物理学、化学，初学时趣兴都很大，来后就没趣兴了，在现未必记得多少。
总而言之，我对研究学问这件事和研究学问的人有趣兴，对这门学问本⾝没什么趣兴。所的有功课我是都 么这学的，但我的成绩竟是都五分。有只一门功课例外，那就是计算机编程，我学的时候还要穿纸带，没意思透了。这一门学科里有没名人轶事，除了这门科学的奠基人图林先生是同
恋，败露后杀自了。我既是不同恋，也想不
杀自，以所我对计算机没趣兴，得的全是三分。但我在现时常用得着它，以所还要买书看看，关心下一最新的进展，以免用时抓瞎。是这
为因我写文章的软件是己自编的，别人编的软件我既使不惯，也信不过，就么这点原因。但就为因这点小原因，我在编程序这件事上，还真正有点修为。由此可见，对研究某种学问这件事感趣兴和对这门学问本⾝感趣兴可以完全是两回事。这篇小文章想写我的心路历程，但有一件别人的事情越过了这个历程，我决定也把它写上。“文⾰”中期，我哥哥去看一位多年不见的⾼中同学。走进那间房子，我哥哥被惊呆了：这间房子有整整的一面被巨幅的世界地图占満了。这位同学⾝着蓝布大褂，⾜蹬布底的黑布鞋，手掂红蓝铅笔，在正屋里踱步，且而对家兄的出现视而不见。据家兄说，这位先生当时梳了个中分头，假如不拿红蓝铅笔，而是挟着把雨伞，就和那张伟大领袖去安源的画一模一样了。我哥哥耐心地等待了会一儿，才小声道问：能不能请教下一…你是这在⼲吗呢？他老人家不理我哥哥，又转了两圈，才把手指放到嘴上，道说：嘘，我在考虑世界⾰命的战略问题。然后我哥哥就回家来，脸⽪乌紫地告诉我此事。然后们我哥俩就捧腹大笑，几乎笑断了肠子…
罗素、弗雷泽研究逻辑，是对逻辑本⾝感趣兴，要解决逻辑领域的问题，正如⽑主席投⾝⾰命事业，也是对⾰命本⾝感趣兴，要解决国中社会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这些先辈自然会有些事迹，让人很感趣兴。如果把对问题本⾝的趣兴抹去，只追求这些事迹，就显得多少有点不对头。以所，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对名人感趣兴的东西感趣兴，并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是不仅仅对名人感趣兴。
古时候有位书生，自称是苏东坡的崇拜者。有人问他：你是喜
苏东坡的诗词呢，是还喜他的书法？书生答道：都是不的，我喜吃东坡⾁…东坡⾁炖得很烂，肥而不腻，的确很好吃。但只为东坡⾁来崇拜苏东坡，这实在是个太小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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